题目：诗词曲的走向：不得已的滑落

 之一

    唐诗宋词元曲，家喻户晓。各代以之为时代名片，后人亦视之为祖传荣耀。然而，诗词曲之后，至于明代，虽余绪不绝，却盛况难再，何也？

    之二

    诗，词，曲，原是诗歌形式之一种。异代而各具名号，呈风骚于一时，这是真实。但是，真实的另一面却是——由诗到词再到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形式嬗变的多彩，而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前行却不得不滑落的轨迹。

    之三

    盛唐一代，诗作汪洋恣肆，其恢弘阔达之象，盖五千年中，不可复得。唐诗，以诗的正装登场，几乎演绎了诗歌所有的表情、姿态和风韵。诗歌，为何在这个时代，才能够且仅仅在这个时代能够以“诗”的正装，岸然而独秀呢？

    之四

    时代的巨树生成于时代内部。

    有唐一代，兴盛衰落，起承转合，固是历史自身的逻辑步伐。但，贯串其中的那种包容并蓄、积极昂扬、舍我其谁、时不我待的豪气、霸气、正气、阳气，该是“诗”得以壮丽辉煌的本因吧。

    之五

    宋代，词，成为一时之冠。

    宋朝一代，已经不能有唐之盛。积弱至久，局促自保，文化品性开始内转。诗歌，一边承袭着前代“言志”、“缘情”的遗风，在北望神州的怒发冲冠中，空发浩叹；一方面有清醒着自己当下的处境，不甘不忍又不能不在细微和日常处打磨精细。词，作为“诗之馀”竟然跑到了“诗”之前。就单从词本身看，词，对于诗歌这个总的种属来讲，固然是杰出的贡献；若联系由唐而宋的过程来看，则无论如何，也不能不看出诗歌在“词”的错落有致、一唱三叹的盛装之下，掩盖着渐趋没落之先兆。

    之六

    当蒙古人的铁骑踏遍了几乎欧、非、亚三大洲大部分土地之后，登上中国的统治舞台，他们才真正开始了由“游牧”转入“停留”的阶段。异族与蛮夷，统治与被被统治，刀斧与头颅，注定了血污和禁锢。文化，在整合与禁锢中，在献媚与不屈中，在失声与隐忍中，向着民间和底层倾斜。“曲”，这仅仅名字就注满草根气息的体式，因文人的被动参与，因民间的普遍观瞻，因内容的众生性，竟也由寻常而超常，成为了诗词之后，一个时代的徽章。可是，民间的市井之风，草根的粗率之性，使得元曲，一直有着内容高于形式的欠缺和遗憾。

    之七

    元代之后，诗歌不绝，却再也难于称雄于一个时代了。

    何以致之？

    原因可能很多。

    但是，诗歌，作为人类表现性灵、言志传情的主要媒介和手段，原是赖于独有土壤才可以开花结果的。这土壤，就是“言志”的理所当然和无所顾忌，是可以书写的自由，可以言说的无忌，可以招摇的随性。没有禁锢，没有压制，没有倾向性选择。一旦自由，这个主体性元素被抽走、风干、坏死，诗歌，就不能不成为一种边缘化存在。

    进而，那曾经的纵横捭阖、吞吐日月、包纳百川、雄视四海的气度和经纬山河、忧思天下、进退优裕的襟怀也难再的时候，诗歌，就只能成为一己的吟咏了。

    之八

    由是，闲人以为，由诗而词，由词而曲，表面的推陈出新、各领风骚，掩盖着内在的江河日下、品性蜕化啊。

    若从总体上看，元之后，穿戴古诗词体式出场的诗歌要想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示代表，难乎其难矣。

    不过，如果仅仅从体制的主导性角度来阐释诗歌的没落，就忽视了诗人主体性创造的价值和意义。当时代不能给予诗人足够舒展诗怀的空间的时候，也恰是诗人抖擞精神开拓新宇的机遇。从宋开始，延续至今，诗歌走过了一个沉滞的长路。

    在岁月的长风中，捡拾片片诗词的叶子，我们无论怎样，也难以真是的触摸到那些曾经的巨树森林。

    无限的怅惘中，我的疑问深深啊：

    再次激昂放歌的可能，还会有吗吗？

    时代，不能等待；诗人，却可自觉呵！

————安皋闲人（范恪劼）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