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占生

【个人简介】单占生，诗人，评论家，资深职业出版人，现任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编审。郑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河南当代文学学会会长，著名诗歌理论评论家。

【个人作品】

一本书与一个人的思维建构

单占生

 　　我要说的这本在我青年时代见到的“奇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1月25日出版的《诗刊》创刊号。
　　仿佛就在昨天，却又恍若隔世。
　　初中上了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了；举着罪恶的拳头“斗”了几天曾用奶水和血喂养自己的老师，就背起背包“大串联”；走南闯北学到了一些斗争的“本事”，就回校打派仗；派仗还没打完就毕业了。1968年秋的一天，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拉着板车把我“迎回”家，接下来就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转眼到了1969年。当时在郑州教书的父亲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是因“战备疏散”，他需到一个乡下的“五七”干校劳动，屋里的一些书用不着了，问我要不要。我立马回信说我要。于是，和母亲搭车到了郑州，把父亲正准备卖废纸的几箩筐书打包运回了家。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书是危险品。好在，乡亲们特善良，没有人举报我，使得这些危险品被我妥善地藏在一间供我安居又堆满了柴禾的草屋里。因为有了这几箩筐的书，这间被几十年烟火熏得漆黑的小屋开始有了一个乡村儿童难得的知识的天空，有了一个乡村孩子梦幻的天地，有了一个乡村孩子朦胧看到的比华北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世界。
　　那些书中有本过期的《诗刊》，即我在前文说到的“奇书”。它带给我的震撼和惊奇是巨大而深远的。直到四十年后，当我拨开时光的迷雾，重新看到记忆的天空漂浮着的四十年前从我心中升起的那片彩云时，似乎仍能听到已滚向远天的那隐隐的雷鸣。
　　这本过期《诗刊》就是我在文章开头说到的出版于1957年1月25日的《诗刊·创刊号》。
　　从郑州运回老家的家父的那些藏书，虽种类繁多，但大多数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读书时的教材和参考文献。对于一个只上过一年初中的“六八届”的初中生来说，读那些“国际共运史”“中国哲学史”之类的图书，无疑像读天书一样。在一个孩子的阅读史上，那些书在我心中留下的是一团团凝重而又深邃的迷雾，同时也播下了后来我对历史与哲学深感兴趣的种子。记得当时每当我把这些书捧在手中进行所谓的阅读时，我都会做出一幅很大人，很深刻，很有学问，很能从书中读出智慧读到“金子”的样子。但毕竟我离那“金子”太过遥远，最终，我还是把那些“金子”珍藏到一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一系列《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志愿军英雄传》之类的图书；而当我正为再也挑不出能读懂的书而无奈时，这本《诗刊》就自然而然地跳入我的眼帘。
　　这本《诗刊》最初带给我的惊奇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它的装帧形式。说实在的，当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装帧；准确地说，是这本《诗刊》的“样子”引起了我的好奇。那是一本用道林纸制成的毛边本。牙白色的封面上端的两个红色老宋体刊名特别醒目。封面下端居中印着刊期“1”，“1”下的一行字是“1957.1.25 诗刊社”。这些，都给我特别新鲜的感觉。而最引起人特别的好奇的，是这本期刊毛茸茸的、参差不齐的外切口。在我有限的读书经验中，书的边缘都应该是整齐的。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书还可以用平滑厚实的纸印制，怎么也不能理解书还可以有一个豁豁牙牙的毛边儿。在我的心目中，这可能是一本印坏的书，可又觉得不像。已经卖了几箩筐“废品”图书的父亲不可能把一本印坏的书留下来。我问在我看来最有学问、曾在冯玉祥的童子军里念过几天书的爷爷，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告诉我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就带着这本“奇”书跑到距我们村十几里路的白云寺找曾教过我小学语文和书法的刘鸿宾老师。刘老师戴上他的老花镜，抚摸着这本《诗刊》说，难得你还这么喜欢读书，难得你跑这么远来找我，这可是一本好书呀。而后，他指着封底定价上的几个字告诉我，这是一本道林纸毛边本。又说，印最好的书才用道林纸，最珍贵的书才用毛边本。他还说，听说当年在北京买这本书要排半天队才能买到。多年之后，当我做图书出版又做旧书收藏真正知道这本毛边本的珍贵和诗在那个时代出版人、读者心目中的尊严时，我仿佛看到我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又兴奋异常排队购书的父亲的影子。多年之后，当我到一个出版社做总编辑与社里的图书装帧设计人员交换我对图书装帧的意见时，我谈到了书装的个性，版本的价值，异型版本与审美惊奇，材质的性能等等问题。而我对这些问题的敏感与对书装的完美追求，追根溯源，来自我四十年前的这次出位阅读。如果用李敖式的自信夸奖一下自己的话，在我做出版工作的不长的几年里，经我指导与参与设计书装屡屡在国内图书装帧设计评奖中获奖，应该与我曾在四十年前与这本《诗刊》的奇遇有着无法扯断的联系。不瞒各位，当2008年由我策划，经我社设计人员设计的一本名为《看草》的书获得“中国最美的书”的殊荣时，我的眼泪都下来了。我想到这些年我和我的伙伴为寻求书装艺术的突破所遭遇的困顿与艰难以及不少人的不理解。我知道，为工作的艰难与取得成绩的喜悦而流泪未免有些矫情，我更清楚地知道，我的流泪更多则是来自忆起四十年前见到的这本《诗刊》的冲击。它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没有父亲在北京的寒风中买下这本书，如果没有善良淳朴的乡亲们用沉默保护了我读书的权利，如果没有曾在他面前像狼一样炫耀过利爪，撕裂过他胸膛的刘鸿宾老师对他无知的学生无怨无悔的指点，就不可能有我后来的对形式审美的不懈追求。我的泪，是对与我同甘共苦的伙伴的感谢，是对前辈编辑，对我的父亲，我的乡亲，我的老师的感恩。
　　这本《诗刊》对我的影响如果仅仅是这么回事，也许，尚不能称它为一本奇书。
　　作为一本有着特殊形式审美的《诗刊》，或者说《诗刊·创刊号》作为一种有着特殊形式审美的“书”的存在，对我在书装艺术审美上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而无直接的线索和物证可循的，是它影响了我对存在着的世界整体的审美观念。比如我在研究胡适时，就着重研究了胡适对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贡献，对胡适所说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形式发展的历史”这样的论断多有心悟；还有我在诗歌研究中提出的“形式审美”就是诗的本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观念，大体应该是与毛边本的《诗刊》创刊号有着鸡生蛋，但蛋不能等同于鸡的关系。应该说，这本《诗刊》影响了我的审美观念，也大体成了我的审美建构的渊源与底本。
　　其实，这本《诗刊》给我带来直接影响还有我一生与诗的结缘。比如我的步入文学创作之路，最初就是写所谓的诗并在我县的文艺刊物上刊发；我进入大学后很快就进入省文学界的基本队伍“圈子”也是因为诗；大学三年级时打起背包走黄河更是因为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在讲台上讲授的主要课程内容也是诗；我与我的导师合著的第一本著作同样也是有关诗的著述。可以这么说，我的许多弟子毕业十几年几十年后还能结结实实地记得我，多半是因为我曾引领他们步入过诗的世界的原因。包括我总以一个诗人的眼光看世界，我总在不断地追求生活的诗性，我提出对人类诗性思维的研究，大体都应与当年我在这本《诗刊》中读到艾青的《礁石》、《在智利的海峡上》、《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等诗篇所产生的惊奇与迷茫有着直接关系。多年以后，在我站在大学讲台上给一筐带着茸毛，睁着惊奇的眼睛，流着灿烂的血液的“青杏”讲课时，我曾夸下海口说艾青是我最了解的诗人，我是最了解艾青的人。哈哈，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自己吃了几斤干粮、喝过几滴墨水的狂徒，笑话死人了。谁叫我那么早就以一个泥腿子青年的身份在这本奇迹般的《诗刊》中迷迷糊糊读过艾青的诗呢！
　　如果探询一下这本《诗刊》对我的更深层的影响，除了前面说到的对我审美倾向的影响外，还有我长期坚持的求异、求奇的思维基本状态，更进一步讲，它让我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块使“异端”得以生存的领地。这本道林纸毛边本的《诗刊》，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而且又给我带来如此巨大的震撼，在我的生活历程中，以及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无疑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件。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往的许多在当时看来貌似重大的事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而一些看似细小的事情，却在隐隐地影响着你的人生这个道理时，我才真切地认识到家父在“文革”期间传给我的那几箩筐书的意义与价值，那是薪火啊！我才体会到了乡亲们以沉默保护了我读书的权力的恩德之重，才知道被打进十八层地狱的刘鸿宾老师对我这个“非革命”青年逆时代读书的“异端”行为给以扶持的恩泽之深。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不是一个“刺儿头”，不是一个无视法律、秩序以及生活常态和工作常态的人。但是，我还是给我的思想、思维留下了充分的异端的空间。从我在大学教书生涯中曾呵护过的“异端”弟子后来做出的优异成绩上，从我看到的在人类社会中那些异端人物、异端思想给人类的文明带来的巨大进步上，我深深体会到异端对我们，对人类共存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稀缺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异端”的宽容，似乎不能说他是一个成熟的人。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异端的充分宽容，又怎么能够海纳百川勇猛精进呢？
　　我知道，一本过期的《诗刊》，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对当时那个无知的我，不可能直接产生如此之多的影响，但是，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惊奇和在我年轻的心地里种下的叛逆和无畏的种子，它所带来的我对形式审美的期冀，对诗的灵光的体悟，都是真实而毋庸置疑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说几句与之相关的话：一本书就是一块田地。这田地，可能是肥沃的良田，也可能是贫瘠的荒地。良田可种出丰硕的粮食、瓜果，贫瘠的荒地只长弱草，甚至寸草不生。书与人，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