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在新诗理论与新诗批评上卓有成就。他不仅在朦胧诗崛起和消歇的背景下、在诗歌实现根本转型的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而且在诗歌被边缘化和处于困顿的情势下，追踪诗潮的演变和诗人创作走向，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了讨论。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说，在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吴思敬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他认为吴思敬的诗歌批评，“敏感回应了当代诗歌创作中的成就和问题”，是“新时期中国诗歌的生动见证”。在这些理论批评中，凸现了吴思敬对中国新诗基本性质的理解，形成了可以称为“自由的诗学”的诗学思想体系。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认为，吴思敬诗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断寻找新的诗学话语阐释新的诗歌现象。一方面对中国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出现的新现象新进展的敏锐关注和热情推介；另一方面，在一种艰难的过程中寻找新的诗学理论话语，以期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进行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概括。他在《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一书中实际上已经把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诗学思考推进到整个现代汉语新诗，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一体化思考中对废名提出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命题做出新的阐释，使吴思敬诗学显得既鲜活而又富有历史感。吴晓（浙江大学教授）在书面发言中说:“吴思敬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诗歌理论家与诗评家，以独树一帜的诗论诗评，严谨敦厚的学术风范，享誉海内外诗坛。自七十年代始，数十年来，吴先生始终以自己的真诚与信念，一如既往，睿智而虔诚地守望着诗歌这片人类精神的高地。他的融会了传统与现代精神的诗学思想和审美理念，影响了中国几代诗人和诗歌研究者，为中国现代诗歌实践、诗歌理论的发展及中国新诗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王治国（南阳师范学院讲师）认为，吴思敬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论特质，这种主体论是一种带有极强实践性的主体论，如果与胡风诗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看，可进一步确认吴思敬的诗学思想在新诗理论史上的地位，吴思敬的“心理诗学”是对胡风理论课题的进一步深入。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用他在《诗坛的引渡者》封面上写的几句话来概括对吴思敬的观感：“他是从新诗潮到新世纪的见证者/他是诗坛纵横迷津的健行引渡者/他是现代诗学建设的高原和坐标/他以宽远的视野和良知抒写了中国诗学的历史/他用发现的胸襟和情怀推动了中国多元的诗坛”。霍俊明认为，吴思敬的诗学研究有几个关键词，一是创设，二是发现。“创设”即他作为诗学家对心理诗学的创设和开拓，在今天国际汉语诗歌界都是一个范本；所谓“发现”，即他对历史的通常发现和对当下的不断发现。吴思敬的诗学有宏阔的视野也有细部的考察，他在很多文章、活动中，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净化了诗歌生态。吴思敬在他所身处的批评的时间和话语空间里面，对中国当代诗歌批评提出了挑战，不止是知识的挑战，更是勇气、良知和尊严的挑战。吴思敬印证了诗歌批评不只是一门知识，它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繁复的尴尬的诗学命题进行长时期的关注。罗振亚（南开大学教授）集中对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做了评述。他认为，《当代卷》的面世，为摆脱当代诗歌史的书写焦虑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它启用了带有较大包容性的还原式结构，在基本框架和总体风貌上达到了回归历史本真的述史要求，堪称全景式的诗歌通史。它一方面呈现主流体制内的诗歌风貌；一方面又对体制外的“潜在文本”给予充分关注，把过去缺少关注又十分重要的诗人、诗派大胆地推出来。应该说它对名家名作的再体认，对主流的重估，对边缘的发现、对诗歌史书写的偏枯现象的重视，使当代卷的重写、改写的倾向不宣自明。袁忠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用四句话概括吴思敬先生，即“为诗学开门户，替新秀做嫁衣。大小事能担当，有包容无功利。”他认为，吴思敬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诗学，突破了当时以美学阐释诗学的常见模式。苗雨时（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认为，吴思敬的《诗歌基本原理》、《心理诗学》这两部著作以系统论的方法，把诗歌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起来，构建了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双向互动的审美认知图式，开创了中国现代诗学新生面。在世纪之交，吴思敬针对“寂寞中的坚执”、“个人化写作”、“代际的划分”、“面向基层”、“对传统的重新审视”、“走向哲学”等一些热点现象写的一系列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引领意义。蒋登科（西南大学教授）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吴思敬在心理诗学方面提出的独特的诗学主张，对于拓展诗学研究领域、更新诗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吴思敬一直关注当代诗歌发展，善于概括当下诗歌创作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并将它们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用于指导新诗创作和研究。王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则在《论吴思敬“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诗体观的意义》的发言中详细地介绍了吴思敬的诗体观。他认为，吴思敬的诗体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新诗应该是自由的诗。他同时认为，吴思敬的诗体观对极端自由化和极端格律化现象具有巨大的“纠偏”意义，特别是对格律诗派和准格律诗派极有价值。吴开晋（山东大学教授）认为吴思敬有一种前卫的探索精神和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他指出，吴思敬对一切新出现的诗人、作品，都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从顾城、江河、舒婷、北岛开始，到王家新、西川、西渡等，特别是中生代、新生代的这些人，都得到了吴思敬的扶植、帮助和评价。他同时指出，对中国新诗史上的学术论争的出现，吴思敬总会从其中找出合理的成分和可取之处，肯定这种诗学探索精神。他对各种流派不是孤立地，或者绝对地看待他们，而是用一种批评家卓绝的视觉去发现，这很可贵。杨炳麟（《河南诗人》主编）说，吴思敬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人创造性，更具有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除了居于哲学的高度对复杂精到的生命感悟和理性思考之外，还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单占生（河南当代文学学会会长）说，吴思敬在诗歌理论本体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让流浪的诗歌理论回到了它的本体。张松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认为，吴思敬的文学批评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文学史视野。他说，很少有学者能够有智慧和精力把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三个领域都结合起来还做得非常好的，吴老师能够自由出入这三个领域，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样的贡献特别值得佩服。杨志学（《诗刊》编辑部主任）指出，作为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90年代以来影响日趋广泛的诗评家，宽阔的学术视野与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吴思敬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一系列有意义的诗学话题上，显示了吴思敬常常站在研究对象之前沿地带的姿态与身影，他对新诗发展潮流把握及时，概括准确。吴思敬的大量著述，显示了他对诗歌批评的科学性的重视。吴思敬的批评是比较典型的学者型批评，冷静与客观，是他诗歌批评的魅力与特色所在。吴思敬将科学的“真”与艺术的“美”结合在一起，显示了他诗歌批评和理论研究的爽朗之气与学院之风。

 

 

　　吴思敬在致力于诗歌理论、诗歌批评和诗歌史的研究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精力编辑诗歌理论刊物，组织诗歌理论研讨会，培养和扶持青年诗人和青年诗评家，为当代诗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王光明较为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吴思敬作为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贡献。第一，他挽救了频临绝境的中国第一个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让它在1990年代重生，克服重重困难，一直出版至今。第二，他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任上，率先领导申报并获教育部批准，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诗歌研究基地，搭建了一个正规的中国诗歌研究平台。第三，组织了著名老诗人的系列学术研讨会，研讨的著名诗人包括林庚、辛笛、牛汉、郑敏、唐湜、李瑛、邵燕祥、屠岸、袁可嘉等。第四、培养了一批如今活跃于诗歌理论批评界的年轻学者。第五，与林莽先生一起在中国大学创立了驻校诗人制度并坚持至今，这项制度不仅在诗人中，也在教育界产生了良好影响。吴思敬不仅在文本批评也在批评活动中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自己的理论认识，体现着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家的自由风范。在“朦胧诗”论争爆发之初，他是一个为“新的崛起”冲锋陷阵的战士，是寒风中萌芽的先锋诗歌细心呵护者，同时也是江河、顾城等先锋诗人最早的知音。耿占春（海南大学教授）从吴思敬在学科化、知识化方面所做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当代诗歌研究和批评的多元的话语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当代的诗歌研究和诗歌批评学科化的程度比较低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专业性期刊，而《诗探索》让我们有了自己的专业杂志。吴思敬先生能够把《诗探索》做到今天，这是对当代诗歌研究、诗歌批评学科化的非常重要的推动。而他创办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对推动学科的知识化和学术化作用很大。此外他认为吴老师的诗学批评实践一方面有一种学科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由的维度，是一种多元的写作实践。袁忠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说，吴思敬在关心和扶植新人上是不遗余力的，只要有利于青年诗人成长的事，他都尽力促成，心甘情愿为之搭桥铺路。他指出，吴思敬虽处先锋前沿，却从不以自己的喜好偏爱划线。在他看来，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与尊重他人的观点选择并不矛盾，有时还能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作为编辑和评论家，他从不以派别圈子取文，而能保持个人品格的独立性，这是很难得的。作为《诗探索》的理论卷主编，吴思敬为诗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版面，也多次为理论交锋构筑平台，新时期诗学研究的活跃和深入与他的组织和带动分不开。作为《诗探索》的同仁，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亲历了吴思敬先生怎样为一个刊物呕心沥血，尽心尽力。他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吴思敬就没有《诗探索》”。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说，吴思敬能敏锐地捕捉近30年诗歌发展的最新趋向，他非常重视诗歌发展中新生力量的成长，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他的跟踪式的研究和批评为我们整个30多年的诗歌发展、诗歌研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同时，他在为人处世和治学、诗歌批评方面有一颗包容之心，他的包容也体现了30多年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良性的力量，这是维持我们当代诗歌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霍俊明说，从诗歌交友的角度去考察吴思敬和中国诗坛的关系，去见证更为原生态的历史，会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北岛、顾城、江河、舒婷等很多著名的诗人都与吴老师有着深厚的情感。他同时指出，很多当年被边缘化的一些著名老诗人，都是被吴思敬和他的《诗探索》同仁在一些活动或其他场合发掘出来的。像“白洋淀诗群”以及著名诗人食指，尤其到了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中国诗坛很多著名的青年诗人的成长都跟吴老师的推动有着巨大的关系。

 

 

　　与会者不仅从学术角度探讨了吴思敬的诗学贡献，还纷纷对吴思敬为师、为人、为学的人格魅力和长者情怀进行深度解读与动情叙述。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在贺辞中说，他对吴思敬先生感受最为深切的：一是他的为人，他胸怀宽广，充满仁爱。二是对学术的执着，追踪前沿，勤奋立说。三是对工作的热情，开拓进取，活力无限。为此，吴老师赢得了学界同仁、单位同事、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等来自各方面的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吕家乡（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认为吴思敬是诗歌鉴赏评论家、诗史研究家、诗歌美学家、诗歌教育家、诗歌刊物编辑家、诗歌活动的组织家六位一体，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一个动力系统，让他永远充满学术的活力和朝气。另外，吴思敬先生的高洁雅正、刚直温厚的人品和敏锐严谨、自由宽广的文品相互统一，这两个侧面又构成了一个相互推动的动力系统。他指出，吴思敬先生六种身份的统一和他文品、人品的统一是他能够取得巨大的多方面的学术贡献的奥秘所在。林莽（《诗刊》编委）回顾了与吴思敬三十余年的相识与交往，他认为吴思敬以勤勉、谦和、睿智、包容的长者风范，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他指出，吴思敬为恢复由于反自由化和经济原因停刊多年的《诗探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同时为《诗探索》的生存和坚守做出了众多贡献。十几年来，他多次组织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诗歌学术会议，对老一代诗人的创作成就的研究与总结，对新时期以来民间社团的发掘与寻访等等，为中国新诗史的建构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设性工作。刘士杰与吴思敬以诗结缘，已有32年的交情。他认为，吴思敬先生对学生不光是教他们知识，也教他们做人；对朋友坦诚相见，全无文人相轻、同行相忌的陋习，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赞扬他的学问和人品。沈奇说，吴思敬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他身上有一种世家、潜心修远内在的雅气和正气。他认为，吴思敬是穿越三个时代的诗坛的摆渡者，带着80年代的情怀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的诗歌研究，这是吴思敬诗学思想精神底蕴之所在的根本。罗小凤（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说，吴老师一方面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像父亲一样给予我们非常多的无私的关怀、关心、帮助，给予我很多亲情的温暖。他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她用一句话总结：“无论我们怎么去说，怎么去写，都说不完、写不完吴老师对我们的好，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他的学术思想都像一座高山一样，无论我们怎么攀登都无法涉猎峰顶的美和丰富；他就像一片深海，无论我们怎么去遨游，都无法勘探他里面的珍宝。”陈卫（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说，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从吴老师那里学到了不仅要尊重作者、尊重读者、尊重诗歌，还有为诗歌、为文学、为艺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路也（济南大学）作为首都师大驻校诗人，也谈到吴老师感人至深的一些细节。她说，“虽然我是编制外的，但我觉得我也是吴门弟子。”说到吴老师在生活中对她的关怀与帮助时，路也不禁潸然落泪，她说，“这样的温暖我会记一辈子。”孟泽（中南大学教授）说，自己最敬重的、最亲切的人往往是知道最少的、最不了解的，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改弦易辙，一定努力去懂得吴老师。子张（浙江工业大学教授）觉得吴思敬给人的感觉宛然长者，特别亲切，让人很放松，没有任何提防心理。在交往当中，他对待新生代也是不分“编制”内、“编制”外的。此外，吴思敬先生有一种内在的尺度、内在的理性在那里，他的文章中潜藏着锋芒，他对许多经典的解读总能从新的角度重新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现代诗的空间。邵丽（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致辞中说，吴思敬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执着的精神让人感动和震撼。他始终把中国诗歌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马新朝（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说，吴思敬先生德高望重，他的人好、文章好，不仅是我们做人的楷模，而且也是我们做文的楷模。

　　会议最后，吴思敬先生在答谢辞中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之情。他认为会上对自己的一些评价“过誉”了，自己尚存在着很多不足和欠缺，他表示将把大家的话当作对自己今后的鞭策。他说，中国诗歌评论界的未来，寄托在诸位中青年评论家和理论家身上。尽管诗歌今天边缘化，但它的前途是光明的。诗，永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纯正、最高端的一种文学形式。他深信若干年以后，中国将会有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一次学术准备很充分的会议，事先霍俊明主编的《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研讨会上还收到会议论文二十余篇。这次会议是对吴思敬先生30多年来诗学成就的全方位总结，也是对其诗学思想在学理层面和历史维度上的深层探究，相信会对新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产生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