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自由”，呼唤宽容
——吴思敬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反思
◎ 汪璧辉
“诗人寂寞，千古如斯”，这是汪曾祺1947年读穆旦诗集后发出的感叹，也是新诗人命运和心灵的某种写照，因为“所谓‘新诗’，依然可以看作是类似于‘虚构’的实践”，诗人在“未知的历险”中，需要独自承受创造的焦虑与煎熬。面对这份“弱者的事业”，诗评家也难免与诗人同情同调。
作为新时期以来最活跃的诗评家，吴思敬先生如淳淳儒者，不避寂寞，始终坚持倡导新诗的自由精神，以宽容之心鼓励新诗创作者，以理性之思勾勒新诗嬗变图，几十年如一日，《诗学沉思录》、《心理诗学》、《走向哲学的诗》等著作是吴思敬有关诗学理论的精辟阐发。新近出版的《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一书，让我们透过对“寂寞者的观察”，看到了吴思敬对新诗本质的体认、对新诗发展轮廓的描摹、对新诗理论的整体反思与构建。
《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是吴思敬在新世纪出版的第三本诗学论文集，是具有前瞻性的新诗研究成果，包括自2003年至2008年写作的四十余篇诗歌评论文章。第一部分，站在新世纪的角度梳理20世纪的新诗发展问题，并以历史的眼光回顾了那一时期的重要诗人；第二部分是对21世纪初新诗发展态势的剖析；第三部分是对21世纪初诗人创作的追踪与描述，书名与吴思敬为《文艺报》“中国新诗90年”专栏所写的文章同名，是对中国新诗近百年发展历程的概括：“新诗是自由的精灵，本应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中自由自在的翱翔，无奈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特殊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下，新诗与政治的无休无止地纠缠，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就像一双沉重的翅膀拖着它，使它飞得很费力、很艰难”。
一、政治浮沉中的自由精灵
作为这部著作的“阿基米德支点”，老诗人蔡其矫的观点，即“新诗最可贵的品质是自由”，正是对吴思敬内心的真切呼应。从晚清梁启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胡适等针对“白话”写诗的论争，以及“诗体的解放”目标，无不在于“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在新诗倡导者眼里，自先辈承袭而来的传统诗歌形式已经成为约束自由精神的枷锁，“个人”只能带着镣铐在有形无形的各种藩篱中起舞，新诗要摆脱枷锁，才可能还“个人”自由之身。于是，“白话的”、“不拘格律的”、“自由的”的语言形式被胡适等人拿来作为向“积习”宣战的武器。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它不会依照我们的想法而推演，正如黑人领袖曼德拉所言“走向自由之路不会平坦”。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在“最需要精神的纯粹性与超越性的地方，最需要想象力的地方，我们填上的是结结实实的物欲和功利主义，而在最需要务实的地方却想当然地浪漫，以至把政治文本作成了文学文本，把文学文本作成了政治文本” 。
新诗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政治的纠缠，只因它自诞生之日就交织着救亡图存的情感与目标。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响彻中国社会的是冲破旧体制、重建新秩序的呼声，文学被赋予无可推脱的历史使命，要在这混沌的时空中开辟新的话语空间。鲁迅把改造国民性放在首位，蔡元培则直言“新诗就是要传播新思想”，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诗与政治使命的交错盘结之中，诗人们走向不同的道路：“一方面是政治对新诗的制约，诗人或是自觉的，或是在权力的引导、诱惑与压制下，把诗歌作为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是部分诗人，或出于构建‘纯诗’的幻想，或出于对诗歌从属于政治的逆反心理，有意识地使诗的创作与现实的政治疏离” 。
20年代，郭沫若的《女神》拉开新诗与政治联合的序幕，《前茅》更堪革命诗歌的号角；革命诗人殷夫写下《血字》、《一九二九的五月一日》、《我们的诗》等“红色鼓动诗”，倾诉自己对革命理想的执着和与旧世界分道扬镳的决心；30年代，“擂鼓诗人”田间为国人奉献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风格独特的革命新诗；40年代，穆旦主张以“新的抒情”表现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倡导“有理性地鼓舞人们去争取光明的一种东西”；50年代，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战士诗人”郭小川在《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中演绎昂扬旋律，振奋民众精神；邵燕祥40年代后期与50年代的诗歌创作历程是诗人被“规范”为“政治抒情诗人”的佐证。在战争的硝烟中，我们仍能看到试图让新诗摆脱政治而高呼的身影。徐迟曾提出“放逐抒情”，认为战争消耗了大众抒情的志趣，诗人应写纯粹的新诗。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共和国成立以后，“抒情”并未真正被放逐，尤其是抗战阶段，“政治抒情”大行其道，反倒是诗人的自我被无情湮没。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就这样交织于新诗的成长过程中，常常引导它偏离本质，走向服务于时代特定目标的政治宣传。
直到8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诗人走向刻意疏离政治的反拨之路。“朦胧派”代表诗人北岛、舒婷、顾城、多多等旨在社会批判，把诗歌作为探寻人生的方式，强调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个体经验。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女性诗人通过写“感觉”、“本能”及“欲望”，展现了充满个性色彩的书写方式。这一部分新诗创作者在质疑与反思中抒发民族情怀，试图通过对“人”的关注卸下套在新诗上的政治枷锁，还新诗自由之身。90年代以后，新诗中的政治意味逐渐减弱，诗人的主体地位愈发突出。
面对政治的干扰，吴思敬认同回归自我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他并不赞成刻意回避现实政治的做法，他认为应保持诗歌的“多元”特质，允许诗歌“多向展开”，因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两者互存互依。所以，真正的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在最具个人化的叙述中容纳最为丰富的历史与哲理内涵，如何把自由精神与人文关怀融为一身”。如此看来，在“心理诗学”与“社会诗学”的共同关照下，诗人主体性与诗歌社会性的交集才是“精灵”飞出囚笼的出口。
二、在“影响的焦虑”中突围的自由精灵
在政治的纠葛之外，“自由的精灵”还要面对新诗与西方及中国传统审美习惯的冲突。新诗创作者的纠结与焦虑映射出他们对异域火种的心理性向往和对本民族古典美学的生理性眷恋。毋庸置疑，对新诗而言，西方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同等重要，其影响也很难人为规避。其一，“不破不立”，新诗发端于破除传统旧诗体的浪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割裂传承古今的纽带，而是在继承的道路上实现新的突破。因此，“新诗与旧诗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中国诗歌内部自我更替的表现”。其二，从自由创作方面来考量，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确会成为诗人尽情发挥的羁绊，“他者”的异质性便成为自我进化的外在动力和破旧立新的有力武器。西方审美经验和新思想宛如催化剂，促使中国诗歌在化学反应中完成蜕变。但是，倘若信奉绝对的自由“拿来主义”，“只顾白话之为白话”，终将“放走了诗魂”。三千年的审美习惯已转化为诗人和读者无法磨灭的基因，不容“他者”因子肆意替代或侵吞，终将把新诗创作者从对传统的偏见导引至古今贯通、中西衔接的路上。因此，面对冲突，我们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泥潭，应以理性的姿态，允许西方及中国传统美学元素进入新诗自身发展空间，自然完成内在消化与融合，展现生命的本原与诗歌的开放性审美特征。这是新诗的独特品格，也是对“自由”的诠释：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抛却过往的洒脱，亦非随性“拿来”后的机械模仿，而是“诗人精神的解放，个性的张扬，艺术思维的宽阔辽远”。厚古薄今、重今轻古、扬中贬西或媚外损中只会把我们重又抛回狭隘的桎梏之中。
新诗遭受双重夹击，在“影响的焦虑”中无可遁逃，唯有坚守“自由”，突围而出。吴思敬对20世纪新诗的发展总结了两条发展路径：“第一条是按本民族诗学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变迁，即在拓展、深化、推进自己固有的东西中，诞生新的因子”，“第二条是在外来诗学文化影响之下的变迁，也就是说引进自己诗学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鲜东西”，发挥“酵母和催化的作用”，促成本民族诗学的“变异”。
这两条发展路径同时交织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各种力量。诗歌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自不待言，古今中外的诗人向来不缺乏浪漫情怀。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面向现实的人生态度，侧重于现实生活的取材，以及力求对现实生活发生一定的影响”。从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到抗战时期“诗歌大众化”，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渐趋张扬膨胀。然而，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金克木、林庚等诗人更推崇诗歌的现代特色，强调诗歌对“现代情绪”的表达和对内心世界的隐喻式刻画。他们并非专注于对现实世界的临摹或纯粹的情感抒发，更倾向于“主张个性的极端张扬，回返内心世界，展示复杂的自我尤其是深层的情感世界和潜意识领域”，并最终促成80年代后期现代诗流派的集群登场。90年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诗学引导诗界走向反思，尝试重构符合本民族言说体系、承载诗歌灵魂的新诗理论。在不同思潮的角力与互补中，中国新诗理论在冲撞与融合中前行，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是面向社会，一是面向自我；一是强调为人生，一是强调为艺术；一是集体性的民族性格的展示，一是个人化的人格的展示；一是生命的外向张扬，强调日常经验的复现和对存在状态的关注，偏于与现实的接轨，一是生命的内敛与反思，强调精神境界的提升，偏于对现实的超越”。
在吴思敬看来，无论何种演进路程，“现代化”与“诗体解放”都是20世纪诗歌理论必须讨论的两个焦点问题。“诗歌现代化”是朱自清于抗战期间提出的想法，其现代阐释应该包括“对诗歌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等”，涉及语言和“诗的技艺”，并“最终取决于创作主体自身的现代化”。“诗体解放”是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根基，由此生发出不同的分支：宗白华和田汉看重音律的形式；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等“新月派”诗人强调醇正的本质、周密的技巧和严谨的格律；卞之琳推崇哼唱式和说话式。然而，“诗体解放”后到底需不需要规范，需要何种规范，这在新诗理论界至今充满迷思。
新诗的发生源于个体对“自我”的现代诉求，要摆脱“焦虑”就不能忽略个人的自我表达。20世纪新诗理论的建构也需要以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者为源头活水，如穆旦、牛汉、彭燕郊、顾城等。他们关注个体，感性与理性并重，是新诗自由之魂的真诚守护者。穆旦结合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强调透过表面的生活，关注自我。彭燕郊对新诗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是“新诗自由精神的捍卫者”，他强调“诗与思”，认为“思考本身也是抒情的另一种形态”，并指出“现代诗人是必须以思考为第一选择”。顾城向往“纯净的美”，认为应该“忘记形式”，开掘人的心灵深处，追求“单纯”。吴思敬尤其推崇牛汉，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达到完美统一的诗人”，具有刚正不阿的大气魄和自然纯正的童心。这些诗人为20世纪的中国诗坛贡献了宝贵的新诗佳作，它们能否承受时间的洗涤并沉淀为新诗典范，我们尚不可知，因为新诗本身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新诗的经典还在生成之中”。但是，正是他们那些仍进退于历史长河的诗歌实践为新诗理论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三、新世纪初诗坛的自由之声
“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是新世纪以来新诗的基本形态，是自由精神在新世纪的延续。吴思敬对此做出了高度概括：“消解深度与重建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他对新世纪新诗态势的分析与诊断，闪耀着理性思辨的光芒，展现了俯览全局的大视野。
新世纪迎来了“自由的精灵”，但“消费时代”与“泛娱乐主义”将诗歌遗弃于社会边缘，冲淡了诗的人文内涵和诗性内涵，诗意被流放，欲望化的写作方式企图以“癫狂”抗拒僵化的意识形态，却最终落得与低俗的现实同流合污。“人，首先作为个体，作为从伦理整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体存在，必须感受到一种根本的缺乏，特别是‘灵里贫乏’”。所幸王小妮、蓝蓝、李琦、白连春、江非、梁平、荣荣、路也等一批诗人在心灵的贫瘠之地“默默撒播种子”，表明了新世纪诗人的立场，即“关注生存，面对现实，勇于承担”。无论从个人还是民族整体出发，依现时还是历史的向度，他们所做出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和扶持的。在政治主题逐渐淡化的新世纪，诗人的艺术创造力源于对人性贫乏的叩问、对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的呼唤，诗人的责任在于“重建诗的良知”，也就是说“诗中应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人性的深刻开掘，有思想的光芒，有厚重的历史感”，比如牛庆国的《杏花》正是以诗人大悲悯的情怀保存着诗人的“良心”。
吴思敬对精神层面的重视体现了他对诗学的哲学思辨，他曾在《走向哲学的诗》一书中多次强调诗歌的“生命”激情、诗人的“悟性”和精神超脱，认为“圣化写作”可以提升精神世界。在消费与欲望充斥的当下，“灵性书写”呼唤良知的回归，旨在保留诗的独立、自由品格，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是荣荣所宣扬的“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这种基于天地境界的书写方式将新诗导向哲学，打开另一个向度，比如，卢卫平的《在命运的暮色中》以寓言实现了诗人的精神超越，江非的《妈妈》、金轲的《父亲！父亲！》、李见心的《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等诗作均闪现出灵性的光辉。
从叙事类型来看，创作者的感知情态常常着眼于对历史时空的回望与尊重或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超越。新诗的写作自然也存在历史追问和情感研磨的区分，但是，新世纪诗歌对人性的张扬却是在宏大叙事和日常经验写作中共同实现的。优秀的“宏大叙事”诗作不仅仅涉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于史诗性写作特色，比如胡续东的《战争》就是以伊拉克战争中受伤的小男孩来控诉这场战争对人性的迫害，大解的《悲歌》和梁平的《重庆书》均旨在追求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同时，日常生活更是挖掘人性光辉的沃土。诗人精神层面的超越并非海市蜃楼，而是诗人脚踏实地、心怀大众的自然流露，他们能让日常经验也散发出葱郁的诗意，比如路也的《单数》、荣荣的《鱼头豆腐汤》、洪烛的《垃圾之歌》、刘虹的《笔》等。
新世纪诗歌对人性的彰显还体现在面向底层的一种创作走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矛盾凸显，弱势群体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成为当代诗歌的一大主题，如翟永明的《老家》、卢卫平的《在水果街遇见一群苹果》、牛庆国的《饮驴》、王小妮的《那些人跑到河底工作》。大批草根诗人也站上了诗歌大舞台，如杨键、雷平阳、田禾，辰水、江非、江一郎等。这种趋向体现了诗人“最基本的人性立场与道德选择”，是诗人良知的回归，也是诗歌内在质素的延展。
随着良知的重返，高唱人性的自由之声飘荡于网络化和城市化的现代世界。对此，吴思敬的态度是相对积极的。首先，网络影响着诗坛格局的演变。新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造成诗人审美心理结构的改变，艺术想象空间顺势朝着新的方向展开，比如鲁克的《清空回收站》和蓝野的《最小化》。网络不仅为新诗发表创造了更多空间，呈现出当代诗歌发展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还为诗人增添了更多自由创作的体验，体现了独立、自主、平等的民主意识。不过，网络只是“自由的精灵”飞翔的助推器，因为“媒介只是媒介，诗则永远是诗”。其次，城市化也为新诗开辟了一个新的栖息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当代诗歌“对城市精神的把握与挖掘”，“揭示出城市人的心态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比如梁秉钧的《胡同》、杨克的《天河城广场》、梁晓明的《各人》、谢湘南的组诗《呼吸》等。
四、呼唤宽容的自由精灵
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诗评家往往会自觉承担起诗歌理论建设的责任。这是诗界幸事，因为“经典的生成不能脱离批评家的阐释”，且新诗自由精神的释放也可能受到诗评家的影响。然而，倘若自以为是，盲目指责，诗评家的思想将流失于所谓防止泥沙俱下的急功近利之中，新诗的自由之火也可能会被无情扑灭。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主义诗潮涌动，舒婷、北岛、芒克等青年新诗人的作品引起了热烈争论，有些人认为他们的诗太“古怪”，担心诗歌混乱。谢冕于1980年5月7日撰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明确反对“粗暴干涉”式的评论。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明确表示了对新潮流的礼赞。他们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得到了吴思敬的高度肯定：“当一种迥异于主流诗歌形态的艺术新苗刚刚出土的时候，便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了它们的价值，并吁请给它们以宽松的生长空间，这不仅要求评论家的敏锐的眼光，更要求一种肩住闸门的勇气”。实际上，这也正是吴思敬本人的真实写照。对于诗坛纷繁复杂的现象，他从不以激愤之词妄加指点，而是以温厚、谦和的姿态，既超脱又实在，既大度又冷峻，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由的精灵”拥有宽容的环境与氛围。
吴思敬对新诗的这份宽容并非感情用事，而是由对新诗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与对诗歌的原始热忱凝练而成。他看到了拓荒者们在新诗草创阶段的胆识，听到了他们对自由的呼唤。对废名曾提出的宣言“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吴思敬认为应拓宽新诗的外延，“不宜把‘自由诗’狭隘地理解为一个专用名词，而是看成新诗应该是‘自由的诗’为妥”。对于新诗发展阶段出现的彷徨与尴尬，他更倾向于将新诗从是否应该坚持格律的纷争中解脱出来，以“自由”精神为新诗创作的原动力，包容新诗形式的多样化，因为“每种诗学文化内部都存在与闭锁机制相抗衡的开放机制”，这正是诗歌创造得以实现的保障和新诗发展的希望。
吴思敬的宽仁之心亦见于他推动诗歌理论发展的锐意持恒之举。借助新诗理论刊物《诗探索》这个平台，他团结了有志于中国新诗发展的诗界同仁，纳百家之言，造多元之势，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各方人士，即使某些观点与主流论调格不入，也被视作新诗理论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
吴思敬不仅在诗歌批评方面具有休休有容的雅量，对待诗歌创作实践亦庸庸有度。首先，不同年龄诗群的作品可以组合构成合理的新诗生态结构。吴思敬了解新生代的稚嫩、甚至偏激，但他更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宽容待之。他组织和主持了一系列诗人诗作的研讨会，同时保持与主潮诗歌和先锋诗歌创作者的沟通与对话，鼓励青年新诗人大胆创作，促进诗坛新生力量的发展。蓝蓝、白连春、牛庆国、王莹等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都曾得到吴思敬的支持与赞许。同时，吴思敬认为，对自由的追逐并无年龄界限，新诗的进化不仅需要青春创作的冲动，还依赖于中年写作的冷静，以增添新诗的自然和理性魅力。艺术理解的厚度会随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而增加，诗歌也会由此呈现出别样风姿。比如，在诗人荣荣的中年时期，诗已融入她的日常生活，创作心态由冲动渐趋平和，所以，她能在《鱼头豆腐汤》中描绘出一幅源于生命本真的自然画面。西川在经历了充满奇妙幻想和真挚抒情的青春创作期后，修正了自己的艺术观，重视思想和经验。他的组诗《近景和远景》闪耀着沉思的智慧之光，充满了诗意，也充满理性精神。
吴思敬的宽容更体现在他对各领域诗群高屋建瓴式的把握，他视大学生诗人为新思潮的响应者和鼓动者，充分肯定网络诗歌的积极效应，关注打工诗人的心理状态，珍惜科学家李荫远在《当代新诗100首赏析》中那颗火热的诗心。吴思敬对世纪初诗人群像的勾勒亦力求全面而客观，进入他的评论视野的，包括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图腾诗、梁平的现代史诗、牛庆国的《热爱的方式》、姚学礼的西部诗、卢卫平“向下”与“向上”的诗歌写作、子川的《背对时间》，以及邰筐、荣荣、阿毛等人的写作。
五、结 语
在《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一书中，吴思敬以艺术化的感悟和理性化的分析洞悉新诗与政治的纠葛，体察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阐述了各大社会思潮对于新诗的合力影响。同时，吴思敬一贯持存对新诗的虔诚，守望自由，呼唤宽容，求真，自觉秉承诗歌建设的道义感，密切关注诗坛动态，在宽容与从容的辨析中，展现出属于他个人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对于坚守在诗歌创作一线的诗人，吴思敬寄予厚望，认为“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自由行走于天地之间，实现自我与宇宙大自然的交融。诗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
（作者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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