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思敬诗学思想的主体论特质
◎ 吴 晓 王治国
就目前对吴思敬诗学思想的研究而言，要想对其精深、系统的诗学理论建构和丰富、活跃的诗歌批评有一个较为透彻的把握，有一个更为内在的问题需要进行探讨，即吴思敬诗学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如何把握吴思敬诗学思想的理论特质？细读吴思敬的诗学著述，对创作主体，尤其是诗人主体创作质数的探究乃是其诗学思想的理论核心，其诗论与诗评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得以建构的。因此，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吴思敬是一位诗学研究的主体论者，其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论特质。
一、以主体性定位诗歌本质
在吴思敬第一部诗学理论专著《诗歌基本原理》中，作者以系统论、信息论为理论视角，对“诗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进行了解答。他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中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诗歌与中介系统之间隔着一个三级跳，具体地说，“在中介系统中，诗歌隶属于语言艺术即文学系统而有别于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在文学系统中，诗歌又有别于叙事类文学系统与戏剧类文学系统”，这是吴思敬对诗歌的位置归属所进行的纵向定位；接着作者又从信息论的角度进一步定位诗歌：诗是一个由加工系统、贮存系统、接收系统构成的信息系统，而诗的创作与鉴赏过程则据此可以看作是信息的输入、存贮、处理与输出的过程；最后作者从诗歌本体论的核心问题——诗歌掌握世界的方式出发，对诗歌的主体观、社会观、运动观、时空观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认定“诗歌的主体性原则，体现了诗歌的质的规定性，抓住了这一原则，诗歌不同于小说、戏剧的具体特点就容易把握了”。在这三个层面的定义中，对诗歌主体性原则的揭示显然是最为根本的，由此可见，吴思敬从一开始就是从主体性原则出发来思考诗学问题的。
简单地说，吴思敬诗学思想的主体论特质，不仅体现在其诗学理论以主体的内心世界或主体的创造质数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他以之作为其诗学理论的逻辑核心与准则上，以心理学为参照系对诗歌创作心理、诗歌鉴赏心理、诗歌创作心态、诗人个性特质的分析就是最好的例证。换句话说，我们也只有以主体性为视角才能更有效地阐释吴思敬诗歌理论与批评的特质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思敬在诗论中以心理学为主要视角并侧重于诗人主体创作质数的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所理解的主体乃是一个单纯的精神性主体。这是我们理解吴思敬诗学思想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认不清这一点，我们往往会将其“心理诗学”简单地看作是对当时流行的“社会诗学”的对抗与消解，其实不然：与其说“心理诗学”是对“社会诗学”的对抗，毋宁说是在“社会诗学”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当然，吴思敬以心理学为参照系对诗歌本质的定位是针对当时主要是从社会学这一外部规律的角度研究诗歌的传统方法而提出的，但针对不是反对，更不是抛弃。心理学参照系的提出是为了矫正社会学维度的僵硬与机械，二者是一个配合关系。也就是说，吴思敬诗学思想中的主体乃是一个物质性（社会学）与精神性（心理学）相统一的诗歌创造主体，他所努力的目标是要在“社会学诗学”之外再立“心理诗学”的参照系以更加全面、系统地阐释诗歌“精灵”的本真面目。
实际上，反观吴思敬对诗歌本体特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主体观、社会观、运动观、时空观的具体阐释都是围绕着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这一基本原则展开的。第一，在论述诗歌主体观时，吴思敬首先指出人作为认识主体是“肉体、精神与社会性的三位一体”，而在具体论述诗歌的主体性特征时，吴思敬首先强调的依然是主体性的真实性，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力避对创作主体作精神性的单向度解读，而是要将创作主体看作是一个物质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存在。第二，在论述诗歌社会观时，吴思敬同样是着眼于这一原则展开的，无论是对诗人受社会制约的分析，还是对诗的社会性及诗的社会影响的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第三，诗的运动乃是诗人生命的律动，而诗人的生命律动则来自客观世界中的实践，正如他所说“客观环境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这变化反映到人的心中，便产生情绪的律动，即内心的动作。诗歌就正是这种内心动作的产物，它是生命的律动，是生命力的强烈表现”。第四，吴思敬直截了当地将诗歌的时空定义为心理的时间、空间，即便如此，吴思敬显然没有将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相对立，而是在对比中阐释心理时空的特质。总之，吴思敬对主体的体认并非单向度地指向精神性这一面，而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
这样一种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主体观已不同于一般的主体观，而与实践性主体观有了密切的关联。实践性主体观来自马克思实践性主体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乃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体，人类精神性活动的物质性是不能忽视的。据此，对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都要物质、精神兼备。就诗歌创作来说，诗人首先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运用丰富的心灵进行创作的人，诗歌所包孕的精神内涵也是要指向现实实践的。吴思敬在阐释诗歌本体观时，虽然出于叙述的策略和行文的必要，比较突出“心理”的地位，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却是以这种物质性（社会性）、精神性（心理）相统一的主体观作为潜在依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思敬的主体观是初具实践性特色的。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在把握他对诗歌创作心理、诗歌鉴赏心理以及诗歌批评的内在逻辑时才会有一个更加透彻的了解。
二、对诗歌创作心理的透视
在《心理诗学》中，吴思敬将诗人创作的心理机制分成以下三个方面并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即创作心理过程、创作心态和诗人的个性特质，其中创作心理过程是论述重点，创作心态是连接创作心理过程和诗人个性特质的桥梁。这些论述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先导性、启悟性和较强的操作性，这是他对新诗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同时也是其诗学思想主体论特质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
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史上，胡风的诗论以其独特的诗人主体论而为人所知，他提出的“主观拥抱客观”、“主观战斗精神”、“第一义的诗人”等诗学命题至今仍然富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但胡风并未对诗歌创作的心理机制问题做进一步的揭示。他认为创作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可以说明伟大作品的产生应当具备怎样的基础和前提，但诗人通过自己的主观作用去处理材料进而形成诗歌作品的心理机制却是很难说明的，胡风只能对这一过程进行笼统的描述：“作家的想象作用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溶合到主观的烘炉里面，把作家自己的看法，欲求，理想，浸透在这些材料里面。想象力使各种情操力量自由地沸腾起来，由这个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统一、综合、引申，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有脉络的体系、一个跳跃着各种情景和人物的小天地”，接着便认为“这个过程的内容是很难说明的”。如果说，胡风受时代和自身理论视野的影响而将诗歌创作的心理机制问题存而不论的话，那么吴思敬以西方先进的心理学方法为视角对诗歌创作心理、诗歌创作心态和诗人个性特质的分析，某种意义上，正可以看作是对胡风留下来的这一理论难题的进一步解答。
实际上，吴思敬与胡风的联系，不仅仅体现在面对同样的诗歌理论难题这一形式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诗歌主体性内涵的体认上，即他们都注重诗人主体物质性、精神性相统一的一面，即都与实践性主体思想有密切关系。细读七月诗派的诗论，我们不难发现以胡风、阿垅等为首的七月诗派诗学理论家所持有的诗人主体观正是一种与马克思的实践性主体思想渊源很深的实践性主体观。而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吴思敬对诗歌主体性的把握是初具实践性色彩的，只是没有七月诗派那样鲜明而已。在具体阐释吴思敬对诗歌创作心理机制的分析时，我们必须得首先明确这一点。
在《心理诗学》中，与对诗歌创作心态和诗人个性特质的分析相比，吴思敬对创作心理过程的分析显然是重中之重。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以吴思敬对诗歌创作心理过程的分析进行阐述，并以此为例进一步揭示吴思敬诗学思想的主体论特质。简单地说，诗歌的创作是指诗人从萌生创作冲动到诗歌作品最终完成的整个过程，作者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这个过程分解为五个部分：即内驱力、心理场、信息的内化、再生与外化。经过这一分解，之前盖在诗歌创作心理过程上的那层蒙娜丽莎的神秘面纱缓缓地被揭开，找到了可靠的心理依据。
第一，诗歌创作的内驱力是一种物质性、精神性兼具的心理能。
从主体论的角度出发，作者将诗人创作的内驱力作为探讨诗歌创作心理过程的首个话题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要从心理的角度把握诗歌创作，作为构思初级阶段的创作冲动是必须首先面对的。从表面上看，创作内驱力只是诗人大脑的一种精神活动，但在吴思敬看来，它是一种物质性、精神性兼具的心理能，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吴思敬诗学主体观的特殊之处。在论述内驱力的内涵、生成及调节时，作者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这一点，如关于内驱力的内涵，吴思敬将其看作是一种多元的行为动力系统，由原始内驱力和继发内驱力两部分构成。其中，原始内驱力指有机体为维持生存和延续种族而与生俱来的、带有基本生物效能的内驱力，如饥渴内驱力、思睡内驱力、避痛内驱力和性内驱力等，继发内驱力则是由原始内驱力派生出来的、有明确指向的、与满足社会性欲求或自我实现欲求的某一具体活动相联系的内驱力。可见，无论是原始内驱力还是继发内驱力，它们都是有着物质性（生理性、社会性）与精神性（心理性）这两种属性的。而原始内驱力必须经过转化与整合成为与社会实践和自我实现活动有关的继发内驱力时才能进入到诗歌创作中来，也就是说，诗歌创作的内驱力是“以原始内驱力为基本动力来源，经过转化与整合的一种继发内驱力，它与诗人的艺术创造相联系，是诗人写作的内部动力。”接下来，作者从自我实现的渴望、心理平衡的追求和社会因素的诱导这三方面对诗歌创作内驱力如何生成的分析，同样是从主体内部、外部两方面展开的，即诗歌创作的内驱力“既植根于人的基本需要和人类历史文化的积淀成果，又是在社会因素作用下习得的”。而对创作内驱力调节、导向作用的分析，同样也从社会导向和自我导向两个方面展开。
第二，心理场是主客体间动态的对应与平衡。
心理场作为诗人创作的内在心理环境，同样存在着物质性与精神性两方面的因素，正如作者所说：“心理场是由自我与环境两种基本因素组成的。但心理场不是自我与环境的简单相加，而是客观环境作用于主体以后，主体通过对外部刺激的同化与顺应所实现的主客体的动态的对应与平衡。”具体说来，诗歌创作的心理场主要有自我因素和环境因素两部分组成，其中，自我因素主要包括主体的生理状态和主体的心理定势，环境因素则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不同的心理场中，有的有利于创作，有的不利于创作，因此诗人必须对其进行调节。按吴思敬的理解，这可以从实用心态的摆脱、情感的控制和创作氛围的形成三个方面来进行。从其主体论立场出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由于创作主体是社会性与心理性的统一体，那么创作主体的心理质数在本质上也必然具备相应的物质性与精神性。这是吴思敬诗歌思想的基本逻辑思路。
第三，以信息的内化、再生与外化揭示诗歌创作心理过程中信息链的奥秘。
从系统论和信息论的观点出发，吴思敬将诗歌看作是一种信息交流活动，诗的创作过程也因此被看作是“诗人同外部世界交流信息的过程”。以此为出发点，从信息的内化、再生与外化三个方面揭示了这一信息交流过程的内在运行机制。叶橹曾将其主要内容进行过精炼地概括：“诗人的内心感应应如何汲取原始的生活素材，以及存贮这些生活素材对诗歌创作的作用；在把内心感应和存贮的生活素材形成为诗的过程中，诗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诗歌定格为诗的形式时，诗人作出的语言的物质化和言语的个性化的追求”。实际上，吴思敬对这三方面内容的分析同样是依据其主体论的逻辑原则展开的。以其对诗歌思维要素的分析为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思维在诗歌创作的心理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吴思敬主要分析了五种思维方式：潜思维、灵感思维、我向思维、表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只有从物质性、精神性相统一的主体观出发才能领会吴思敬对他们所作阐释的深刻含义。潜思维虽然不受主体控制，呈现出无序和非逻辑的特点，但吴思敬坚决反对将其神秘化，并认为潜思维的发生仍然离不开特定的主客观条件，如潜思维以人的脑神经为生理基础，它不仅与人的一系列基本需要相关，而且其发生还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它作为人脑的功能对人类的社会实践具有依存性，甚至潜思维与理性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转化”。对于灵感思维，吴思敬同样认为不能将其神秘化，灵感思维的产生乃是由于“潜意识活动的总和接近于阙限，受到内在或外在因素的触发，那些潜意识中酝酿已久的思维成果就会一下子涌现到意识世界中来”，从这个表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吴思敬努力将灵感思维与人的意识及其社会性相联系的苦心。对于我向思维，作者认为它并不是单纯指向自我中心的，而是与有指向思维发生交织作用后的结果，它们在一个更高的层级上达到了统一，这里的有指向思维乃是指与现实相适应的言语和逻辑观念。对于表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而言，作者同样是将其放入一个物质性与精神性兼顾的辩证逻辑框架中展开论述的，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吴思敬对诗歌创作心理过程的一系列分析都是以集物质性与精神性于一体的实践性主体观为逻辑基础展开的，与他对诗歌本质的把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三、诗歌批评：包容与坚守
吴思敬不仅是一位深有造诣的诗论家，更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诗评家。他一方面通过对新诗基本理论的研究追踪“诗的精灵”，另一方面通过对新时期以来新诗创作潮流的考察守护当代诗坛。与诗学理论研究一样，吴思敬的诗评同样是其诗学思想主体论特质的体现。诗论、诗评乃至诗歌活动（如编辑《诗探索》）的互动，展现了吴思敬诗学思想主体论特质的全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吴思敬诗学思想主体论的特质就在于它是物质性与精神性兼具的，对于诗歌研究而言，这就意味着诗歌理论必须具备相应的现实指向性和行动性，这不仅是对诗人创作的要求，也是对诗歌理论研究者本身的要求。换言之，作为诗歌理论研究者，他不仅要将实践性的主体观落实到诗歌理论研究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只是坐在书斋里搞理论研究，他也得关注当下诗坛，甚至参与到当下诗歌潮流当中，也即将其诗学思想与所掌握的理论资源贯彻到自己的诗学实践与现实行动中，这种对诗歌理论研究者“身体力行”式的要求，正是具备极强实践性的主体论诗学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这个角度出发，你会发现吴思敬的诗评和诗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表明他在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具体说来，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这一特点来：
第一，对诗歌批评主体意识的重视。吴思敬一直非常重视个体生命体验对于诗歌批评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说：“批评家把强烈的主体意识渗透到作品中去，将他的艺术感觉转化为理论形态的表述，它既非对批评对象的简单阐释，又不是批评家目无作品的任意发挥，而是基于作品又独立于作品，完全属于批评家本人的一种创作。” 这种将批评看作是一种“创作”的看法显然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人格心胸与学术品格的相得益彰在吴思敬身上就有着鲜明地表现。熟读过吴思敬的专著与论文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他对诗歌理论、诗歌现象以及诗人作品的分析与解读都不是被动的、冷冰冰的，而是充满了他自己的兴味、匠心乃至神采的，他不是在机械地运用一些理论术语与学术运作对它们进行解剖，而是用自己的悟性对它们进行深入阐发与解读。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他力求把形象的内心体验、抽象的真理探求、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意感悟和西方现代文论的文本分析融为一体，他很多观点的产生都是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诗歌本体同构的结果，充满了对诗歌本质及存在价值的终极思考，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活生生的、浑然一体的生命律动。”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第二，始终保持与当下诗坛的沟通与对话。这种沟通与对话包括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一方面，无论是新的诗歌潮流，还是不断涌现出的新一代诗人，吴思敬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审慎的理论立场关注着他们的发展演变。在诗歌潮流与现象方面，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歌，到九十年代诗歌，到转型期诗歌，乃至网络诗歌、新世纪诗歌等诗歌潮流与现象都得到了吴思敬“跟踪式”的批评；从诗人诗作看，他不仅对于坚、西川、朱文、孙文波、西渡等诗人进行了深刻地解读，而且对蓝蓝、沈苇、竹马等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诗人进行了积极地挖掘。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眼光对诗美的丰富性不断探求，博采众长，不断获取新的理论资源以面对纷繁复杂的诗坛现象，系统论、符号学、原型批评、意象分析等等比较先进的诗歌理论资源，在其诗歌批评中运用自如，以致他的评论文章总是那样地充满活力与前沿性。第三方面，包容综合中又有坚持与取舍，即吴思敬在论述某思潮或诗人时，总是注重阐发诗人的情感及其对情感的态度，将诗人的创作特色与其生命体验、个性特质联系起来看，这既使得批评有很大的包容性与深度，能有效地与研究对象产生认同感，同时也使其诗评具有了取舍的依据，能更有效地揭示其创作的复杂性。对此，如果不从其具有极强实践性的诗学主体观来理解，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呢？
第三，积极参与诗歌活动。如果说前两者还主要是在理论意义上体现主体性与实践性结合的话，那么，编辑诗歌刊物《诗探索》、组织和介入诸多重要诗歌活动与诗歌事件，乃至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主持者的身份搭建起一个实力雄厚而活跃的学术平台等等具体行动则是现实层面的实践性的表现。《诗探索》创刊自1980年，1985年停刊后又于1994年复刊，吴思敬和他的团队就是在复刊以后担当起《诗探索》编辑重任的。在吴思敬等人的主持下，《诗探索》不仅继续坚持创刊时就确立的“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的信念，而且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以“始终站在诗歌艺术事业和实践的前沿”为精神，以“非官方的非营利的以及不带贬义的民间的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为立场的刊物。可以说，这种鲜明的信念、精神、立场正是吴思敬诗学主体论特质的最好体现。翻阅《诗探索》，无论是对中国新诗史的写作、女性诗歌、后新潮诗歌等诗坛热点现象与问题的追踪研究，还是通过改版增加作品卷以更加具体而深入地介入到诗歌创作实际中去的努力，这种理论与创作齐头并进的活跃姿态都昭示着《诗探索》及其编者蓬勃的朝气、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鲜明的个性。
综上所述，通过对吴思敬诗学思想在诗歌本质观、诗歌创作心理和诗评这三个层面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吴思敬的确是以一种独特的诗学主体观作为理论核心的，这是一种充分重视主体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实践性主体观。只有对其诗学思想的主体论特质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更有效地进入到吴思敬的诗学世界中来，感受其严谨的学术品格和精深的诗学思想。
（吴晓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治国系河南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