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诗学印象
◎ 周晓风
重庆到郑州的空中距离1000公里，来到这里只为见一位尊敬的长者。吴思敬诗学思想研讨会在此隆重召开，应是中国诗歌界继今年7月“《谢冕编年文集》座谈会”之后的又一著名诗歌理论家诗学思想研讨盛会。因此，我要首先对吴思敬诗学思想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对吴思敬老师在当代诗歌理论批评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由衷的敬意！
吴思敬的诗歌评论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正是新时期大幕刚刚开启，一切都还是百废待举的时候。这给吴思敬的诗歌批评带来跨越两个时代和推陈出新的特点。吴思敬和许多诗歌评论家的道路一样，最初是对某些具体诗歌作品和诗歌现象的关注，继而形成对诗学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对诗歌作品和诗学现象的批评和研究过程中，吴思敬也是一开始难免沿用因袭的观念和话语，随着对社会和诗歌认识的深入，逐渐以明确的姿态为以朦胧诗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新诗的新发展进行辩护并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并且将这样的批评姿态深化为学理的建构和阐释。而这样的努力的产物之一，便是应时代而生的诗学思想的发生和形成。所以我很赞同王光明教授的一个说法，那就是认为吴思敬对于诗歌的贡献无可替代。
至于吴思敬教授的诗学思想本身，我注意到沈奇教授把吴思敬形象地概括为一个摆渡者形象。所谓摆渡者，是指吴思敬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大潮中，提出过不少诗学新观念、新命题，也由此推举过不少诗坛新人、新潮、新走向，既渡己又渡人，却始终坚持历史向度的考量和以公器为重的精神，显示出立言之中既是立功更是立德的摆渡者风范。吴思敬的一批弟子也把吴思敬描述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引渡者，我认为比较准确说出了吴思敬在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批评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个人的突出印象是，吴思敬一直是中国新诗的深情热爱者，同时又是中国诗学的不倦探索者。吴思敬诗学最突出的特点，我认为是不断寻找新的诗学话语，阐释新的诗歌现象。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出现的新现象、新进展的敏锐关注和热情推进，尤其集中表现为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的热情推介。早在1980年8月3日，吴思敬就在《北京日报》发表了《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稍后又发表了《朦胧之美》（《厦门日报》1980年12月16日）、《说“朦胧”》（《星星》诗刊1981年第1期）、《新诗讨论与诗歌批评标准》（《福建文学》1981年第8期）以及《他寻找“纯净的心灵美”——读顾城的诗》（香港《诗与评论》1984年1月）、《追求诗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诗》（《诗探索》1984年7月）等。这些诗歌评论的突出特点，是对于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的敏感，并且在热情评价中力图寻找新的诗学话语对其进行理论概括，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共同构成新诗潮的美学维度。另一方面，吴思敬实际上是在一种艰难的过程中寻找新的诗学理论话语，以期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进行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概括。这种艰难其实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包括当时的历史条件给新的探索者所带来的诗的生存空间的局促，也包括吴思敬他们这一代人从诗的信念的偏狭到诗学理论知识的储备的不足等等。因此，若干年以后我们来看包括谢冕、孙绍振、吴思敬他们这一代批评家在当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睿智，不得不对他们的执著和坚韧表示由衷的敬意。吴思敬在上述诗歌批评的基础上，不断推出一批富有学理内涵的诗学理论著作，包括《诗歌的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1987年）、《诗歌鉴赏心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诗学沉思录》（辽海出版社2001年）、《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年）、《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不断对中国当代诗歌美学做出富有历史特点的回答和书写。吴思敬在《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一书中实际上已经把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诗学思考推进到整个现代汉语新诗，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一体化思考中对当年废名提出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命题做出新的阐释，使吴思敬诗学思想显得既鲜活而又富有历史感。
诗歌在当今的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方面是表面上的边缘化，读诗的人显得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内涵上的更加深入人心。我们都强烈感受到，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诗既是抚慰我们心灵的神话，更是引领人们向善向美的灯塔。吴思敬诗学必将对中国当代诗歌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党委副书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