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形象”、精神疗救与内视的写作
——关于《尘世》
◎ 霍俊明
“站在脆弱的门槛上，仿佛是由于一条不可能的划界而站立着。”
——克里斯蒂娃：《恐惧的权力》
在一个诗歌产量不可思议而诗人又愈益自视甚高的时代，阅读变得如此艰难。
从诗歌风格学上杨炳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诗人。以往的《内陆省的河流》等诗集与最近的《尘世》比较起来，无论是在诗人形象、修辞方式、想象能力和话语视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由杨炳麟的诗集《尘世》（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我首先想到的是诗人在文本中逐渐建构和清晰起来的“形象”问题。在当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诗人形象”多少有畸形化、病态化的发展趋向。在这些诗人形象当中，诗人充当了乌托邦集体意识的幻想者，自视甚高的修辞美学的炫技者，伦理道德化的社会发言人，精英化和非及物性的知识分子，日常化和新媒体图景中的小市民和公知人物。这些诗人形象自然各自有其产生的文化语境和一定的合理性因素，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这些诗人形象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缺陷的。这些诗人形象排除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性之外，还带有“精神洁癖”的症候。换言之，这些诗人形象都在自己所认可的精神视域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在各自的精神视域之外则发挥着否定和排除的消极效果。而由此来考察，我们在杨炳麟的诗集《尘世》中会发现怎样的诗人形象呢？很庆幸，杨炳麟在我刚才列举的当代诗人形象谱系之外。他的诗歌没有回避个体真实的感受，无论这种感受是直接面向身体和欲望，还是这种感受在考量生死存亡以及精神奥义。他能够袒现一个男人真实的想法、臆想和身体感受，他也能够打开一个个更为纠结的精神性病灶。这是真实的诗人！
诗集命名为“尘世”，自然离不开所谓的生命体验、死亡想象以及存在的思辨。而这些抒写主题在当代诗歌中并不少见，而“尘世”让我想到的则是一段精神行走的距离和长度。当年一个诗人绝望地说“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而这种黑色质地的浩叹却被不明就里的平庸的时代阅读者们消费成了浪漫、幸福。而杨炳麟的“尘世”呢？2007年年初的一次生病住院的经历显然构成了这部诗集写作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也多少是诗人为什么在每首诗后注明写作时间的一个原因。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每个人一生中或早或晚总会成为疾病王国的一员。而这位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也病逝世于纽约市纪念所罗卡特宁癌症中心。可能正是这次特殊的生命体验、身体状态和精神变化使得杨炳麟的诗歌去除了自己以往诗歌写作的一些精神洁癖，比如《内陆省的河流》（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关于前现代性乡土现实的伦理性的追挽。精神洁癖对于写作而言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往往容易给写作者自身造成一定的障碍和自我限囿。而“尘世”中所涉及的五年来的诗作则大大呈现了一个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对周围事物、社会景观的真实言说和自我供词。在此，无论是关于疾病、身体、性器、欲望、情感、奥义的压抑、焦虑和评判都以隐喻化的精神履历和病相报告的方式呈现和彼此打开。又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在诗人特殊的生命状态和身体感知中诗歌起到了“疗救”的功能。“疗救”就是去除、恢复和改变以及强化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建立所谓的生命诗学的过程。沈从文曾以“人性治疗者”自居。杨炳麟的自我疗治的写作让我想起深圳女作家李兰妮的《旷野无人》和《我因思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是宠物疗法挽救了这位重度抑郁症和癌症患者。而杨炳麟的诗歌也确实在诗人的特殊生命状态中起到了精神疗治的作用。杨炳麟将疾病和疾病中的身体在诗歌中上升为文化病理学和生命诗学的层面。而另一个最著名的代表则是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心理小说大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由此，我们可以注意杨炳麟诗歌中所涉及到的身体体验和想象能力，注意到身体与个人经验和社会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身体修辞曾一度在中国的文化批评界被不断误解和夸大，而身体作为感知、情感、经验的最为本质化的体验和延伸方式，正是写作最为可靠的资源与保障。在诗集《尘世》中身体是立体和多层面的，正因如此，身体写作获得了另一种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精神的维度上。
那么，当我们说杨炳麟去除“精神洁癖”以及身体和精神的淬炼和疗救之后，会有人追问他的诗歌与别人的生活甚至时代以及现实有关系吗？当然是有关系的。只是区别在于现实进入到诗歌的方式不同而已。杨炳麟的很多诗歌不仅涉及到当下中国现实，而且还宏大到全球化的问题，只是他采取了更为诗歌和个人化的方式。尤其是在一个全媒体和自媒体的时代，现实的可能性、悖论性以及不可思议的程度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作家的集体想象能力的极限。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写作现实和反映现实到底是变得更为容易了还是更艰难了呢？两种声音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反映现实是一回事，如何反映现实则是另外一回事。显然后者要更为重要。提醒写作者们注意，如果不想让你的写作被各种新闻性现实所消解，那么你在诗歌中所呈现的必然要具有更为重要的元素和可能性空间。杨炳麟的诗一直处在反映现实和超越现实的一个中间地带，稍不小心就容易自我高蹈或者现实沉溺。杨炳麟的有些诗比较好地均衡了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他的诗歌视角类似于内视镜，不断深入挖掘自我的同时也建立起纯粹和普遍意义上的时间性的追问以及生命诗学的立场。杨炳麟的诗歌很少有直接性的甚至二元化的伦理化判断。即使涉及到乡土、留守、城区和街区，杨炳麟也是采取了似是而非、既实又虚的方式。换言之，杨炳麟的诗歌中的细节、场景和意象群体既是看起来真实的，又是具有象征性的寓言化特征的。据此，我们的写作者需要注意的就是诗歌中所处理的现实其生命力有多少。我们一直在谈论写作和现实的关系，而每一个时代之间的现实有差别吗？不同时代的现实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一个时代的诗人所处理的现实放在另一个时代的空间里还具有共鸣效果和普世的生命力吗？如果是，那么诗人的写作就是有效和成功的，因为他既深入和发现了时代同时有极其可贵地超越了时代。显然，杨炳麟有一些诗歌做到了这一点。此外，杨炳麟诗歌的抒情主体的位置也值得注意。其抒情主体的位置不是滥情易感的，也不完全是中性的叙述。杨炳麟的诗歌很少使用第一人称的抒写角度，或许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的“说话的主体无法自行存在”。这样诗歌品质就能够在情感之外获得更为丰富的知性、冷静与开阔和厚度。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杨炳麟诗歌的结构和内部层次还需要注意。有个别的诗每一节的起句、句式、意象的密度和呈现方式都有些类似，这样阅读起来就有些粘滞而缺少了纵深感和结构转换过程中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感受。收入在《尘世》中的最后一辑“凿雕”在更大程度上是对话性的，诗人试图呈现诗歌中的历史。而这就要求诗人要具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而不是像时下流行的旅游见闻诗。这样的诗稍不注意就会成为同时消减了历史真实和个体主体性精神的暧昧产物。
我们都身处“尘世”之中，至于我们看到了幸福的未来，还是要必须承受当下的痛苦，那只能是每个人的命运。而诗歌的命运要远比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更难以预料！
2013年初秋，东土城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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