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诗人》：您在《入武大》一诗中曾言：“勿负平生志，愿做一书郎。”看上去您目前的工作与诗歌的联系并不紧密，并且事务繁忙，鲜有充裕时间读书作诗，然而现实的忙碌和奔波非但没有磨损您对细微事物的感受力，反而被您凝练成为8本诗集，一千多首诗歌。可以说，您很好达成了诗人和社会人这两重身份的契合与互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高治军：有朋友认为我工作忙还写了那么多诗，是否占用了工作时间。坦率地说，这么讲的朋友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我，我几乎没有在工作时间写过一首诗。写诗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我欣赏这两句话：“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李白作诗不需七步。我相信很多有名气的诗人的诗作几乎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与常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对诗歌的热爱由来已久，但是在诗词创作上进入一个爆发期，是我主持河南教育报刊社工作之后。河南教育报刊社是一个文化单位，不少同志都是大文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唤醒了我对诗词挚爱的梦，激发了我的潜力，我这几年，几乎每一年出版一本诗集，8本诗集都是在河南教育报刊社工作之余创作而后出版的。
我有用手机作诗的习惯。眼前的景象，耳边的声音，脑海中的记忆，只要能激起心灵的涟漪，都会马上掏出手机，拿起输写笔记录下来，稍作修改，便可成诗。我是忙中偷闲,见缝插针，旅途困顿的夹缝中,茶余饭后的间隙时，卧铺车厢，宾馆客房间，候机厅里，乘车途中，会议间隙，都可以成为我创作的佳地和良机。甚至当有些人在牌桌上、饭局中潇洒时，我则把时间交给了青灯黄卷，交给了诗书格子，以读诗、写诗、研诗为乐。对诗词歌赋的赏读和创作、对楹联和艺术广告的写作与研究,几乎成了自己工作之外的一种习惯性的爱好和人文事业的追求。
我虽多年供职于政界,但一直有着“勿负平生志,愿做一书郎”的情怀,追求着“万水千山都走遍,奇景异地有诗篇”的人文情愫和雅趣。在诗里，我的生命呈现出高度自由自在自然自足的状态。人的生命是虚无的，总需要有所依托，有所凭借，才能绽放色彩。人有很多赋于生命价值的方式，我选择了写诗，这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切合自身的价值取向，一种自适的精神格调。写诗，是对美的发现、维护和珍藏，可正心养气；写诗是磨砺，对审美锐度的磨砺，对感觉锐度的磨砺，对思想锐度的磨砺。写诗也是抗拒，对虚无的抗拒，对现实侵蚀的抗拒，对生命异化的抗拒，它使我的生活和生命具有了别样的色彩。可以这么说，诗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用诗歌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别墅，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游离了纷乱的现实生活，“咏而归”——归入柳暗花明的诗的家园，我的诗歌记载着自己且吟且行的岁月，刻录着我生命的行踪。
《河南诗人》：读过一份资料，知道您上中学时就是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对此也有诗为证：“少年对诗已喜欢，曾有诗文传校园。手怕释卷古今览，魂牵心系伴流年。……”这首诗好像作于1980年，您当时20岁，在兰州大学求学。当时正是朦胧诗风生水起之时，是这股朦胧风未能吹及您身处的兰州大学，还是您当时已坚定自己写作“新古体诗”的方向？
高治军：从小我对诗歌便有着朝圣般的痴迷。1977年上高中的时候，常在黑板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那时候，同学们都爱读诗，凡是写诗的，都受同学们追捧。后来到兰州大学学习，读的是经济学，枯燥无味，诗词也仅仅偶作。那时候写诗，完全是因为喜爱，阅读偏好于各类传统诗学、对联等，也坚持着从中华古典诗词中汲取创作营养。朦胧诗在当时影响也很大，不少人喜爱。我也读过。但总觉得它不是诗的全部，诗本身就是个世界，各种诗体都有很多人喜爱。蛇化为龙，不变其文。正是青年时代培养的兴趣，才使得我在诗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旧体诗和新诗中寻找到了一条新路子，并且坚定地走着，以致于获得今日在新古体诗创作上的收获。
《河南诗人》：关于“新古体诗”，据考由台湾的范光陵教授所创，1988年常德诗人郁道伟先生在《新古体诗的创立》一文中这样定义：“新古体诗是介于传统诗与新诗之间的一种新诗体”，后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先生也提出了新古体诗的概念，并在《贺敬之诗书集序言》里曾作说明：“用五言或七言的近于古体歌行的体式，而不是近体的律句或绝句。这样，自然无须严格遵守近体诗关于字、句、韵、对仗，特别是平仄声律的某些规定。” 外符其行，内却不受其限制，这大概就是“新古体诗”之“新”处，不过也是它一直备受争议之处。传统诗词有着悠久的传承，优秀诗作可谓汗牛充栋，就在目前坚持格律诗创作的也大有人在，所以“新古体诗”的上述学理并不能被所有人认可。譬如有人就说，你要写旧体诗词，就严格按照它的要求来写，要么你就去写新诗。从最初习诗到现在，您写作“新古体诗”已有三十多年，可谓其忠实的践行者，也有人誉您为“新古体诗的擎旗手”，从最初的“无意识写作”到现在的“有意识创作”，您如何看待和回应上述争议和质疑？您认为“新古体诗”能否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文体独立存在于现今诗坛，并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
高治军：我一直赞同包容和谐的大诗歌观。同中国当代文化所处的多元化背景一样，中国诗歌创作也处于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之下，应该体现和谐宽松、团结共进、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
所有的文学样式都难以像诗这样，以鲜活的意象符号灵敏地表现时代的特征和个性风采，也涵容着广阔的历史风云、深邃的哲理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所有文学体裁里面，诗歌流派和风格是最多的，对诗歌的分歧也是最大的。一首好诗，也许你认为好，他认为一般；你喜欢，他不喜欢；你承认，他不承认。其实这很正常。诗人应该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保持诗歌的丰富多样性。既欢迎浪漫主义风格，也欢迎现实主义风格；既欢迎先锋前卫的写法，也欢迎吸收古典的写法；既欢迎借鉴西方手法，也欢迎继承优秀传统。诗歌要繁荣，必须要有宽松的文化环境，自由的创作氛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西方的影响，非常巨大；二是中国传统的影响。在诗歌发展历程中，这些因素依然存在。
中国新诗从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将近有一百年历史了。不管是现实主义诗歌，还是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几十年来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外部联系的增多，作为受西方影响的新诗，其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同时，中国诗歌的发展一直在吸收着传统古典的精华。中国是古老的诗歌大国，春秋时期就有采诗的传统，汉代设有“乐府”，历经唐诗宋词元曲，古典诗歌发展经过一个个高峰，形成古体诗、近体诗、词、曲等多种诗歌样式。即使是近代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虽有浓厚的西洋化色彩，但其深层仍然渗透着传统诗歌的养分，流传着传统诗歌的血脉。
我主张西诗和古体诗都有发展。西诗很新颖，但它毕竟不是自己祖国的。古典诗词很美丽，但它毕竟不是现时代的。我更主张引传统为现代的“新古体诗”创作，保留传统形式，注入现代内容。在新诗和古典诗词之外开创第三条路，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探索真正属于我们民族自身的优秀诗歌艺术。
新古体诗之所以异于古体诗，就是在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与时代特征的改变，即包含着新内容、新精神、新形式、新技巧、新语言的现代精神。要运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意识、现代的情感、现代的语言，为内容服务，为思想服务，跳出“规矩”，自由表达，不尚藻饰，不事雕琢，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
新古体诗兼顾两种优势，适合时代发展需要，降低了诗的门槛，让人人爱诗、人人写诗变为可能，必然有大的发展。
《河南诗人》：很好。包容和谐的大诗歌观一直是《河南诗人》倡导和坚守的办刊方针之一。这里我们或许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格律诗的出现和发展。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四言为主，一般讲究押韵，但尚没有固定的格式要求，比较自由灵活。南北朝是我们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谢眺、沈约等所创的“永明体”标志着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沈约把四声理论用之于诗，使诗始有格律。这些对唐初律诗和绝句的定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通常认为，律诗的形成，为诗歌提供了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押韵的和谐，平仄的抑扬，对仗的工巧，被视为律诗的三大基本要素。换句话说，“近体诗”中关于字、句、韵、对仗，平仄声律等等规定，可以被理解为诗歌发展过程中对诗歌技艺、技巧等方面的归纳和总结，它本应成为写诗的人的一个梯子，助其达到更高的造诣。不过，在《沐春踏歌行》一书的自序诗中，您却用“两载急就两百篇，篇篇都乃发心端。奇山妙水记景之，夜半钟声录梦言。形式韵律追前贤，镣铐去掉舞觉翩。诗词本系浮生事，仰天大笑桃花源。”这几句来表述您的诗学主张。在这首诗中，您将近体诗的形式韵律喻为“镣铐”，而您在别处也说过，诗的格律“在运用上不太与我快速运转的大脑合拍，格律在形式上往往滞后于我的诗情”。
高治军：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语言是发展的。汉语的历史现状也告诉我们，汉语从古至今是不断变化的，包括声韵方面的规则，如平仄、押韵等，从古至今是随不同时期语音(声、韵、调等)的变化而变化的。传统诗词以文言为基础，所用古代汉语词汇，与现代生活有很大距离，如果依然借用古人古事和陈旧的语言词汇来表现新事物，往往不恰切；如果依然用生僻典故来炫耀渊博，故作高深，那就更加不合时宜。因此，为适应表达新题材、新思想、新感情的需要，诗词的语言一定要吐故纳新，减少旧词语，消灭死词语，大量引进新词语、活口语和必要的外来词语。尤其社会变迁到今天，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出现了大量新的语言、词汇，运用合适，便使得在富于古典绵长的意象里，凭添了紧贴生活、暗示现代时尚的活力空间。
优秀传统也要发展。对于格律，如果仍然死守脱胎于隋唐音韵的平水韵，死守定型于一千多年前的平仄规则，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有些不合时宜了。恐怕能真正按古音古韵谋篇者并不多，即使所作之诗完全符合传统的诗韵要求，而能按古音成诵的读者，则更寥寥无几。
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所以我写的诗，都是不受格律限制的。我曾了解过诗的格律，觉得在运用上不太与我快速运转的大脑合拍，格律在形式上往往滞后于我的诗情。其实，诗最主要的是意境，诗要有诗味，格律是次要的。诗词格律，自从南朝沈约提出“四声说”之后，至到唐代初期，才二元化“平仄”之说。如此算来，诗词格律至今不过1000多年的历史。但中华诗词从《诗经》的源头算起，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不能为了强调格律，就认为格律诗词是正统。诗不合格律就算不合格，这显然是偏颇了。我们无法否定春秋至唐初的诗歌历史，也无法否定在这段历史中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灿烂诗篇。譬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又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诗都是不合格律的，难道不是好诗么？能够这么千古流传的诗词，会不是好诗吗？我现在写新古体诗，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就像回归到《诗经》，《诗经》最本真、最本然的东西，恰恰是中华诗词的精神。回归古典，回归诗意，首先就是回到这个起点。黄遵宪说过：“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如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2009年6月，我有幸参加河南诗人与我国诗歌大师贺敬之先生座谈会，贺老说，近体诗以前，中国有很多歌行体，虽没有格律和平仄的限制，却留下很多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并告诉我们，自1983年以来他就很少写诗了（这里应指新诗，编者注），但是仍在坚持创作着新古体诗，这也是一种探索。
《河南诗人》：无疑，对传统古体诗词某些方面要求的打破，意味着降低了诗词创作的门槛。除了您认为的随时随地、更好更充沛地表达自己即刻的感受，您是否也认为如此可以令诗歌更趋于大众化？可有种观点是，诗歌不是人尽可写的，诗歌的写作是有难度的。技巧不是好诗的首要因素，然而好诗一定是讲求技巧的。
高治军：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写诗不是一件容易事，它是高级艺术形式，在概括现实生活、抒发思想情感方面，比其它形式都难得多。古人推敲一字，废寝忘食，吟成一句，踌躇旬月，可见写诗不易。
我认为诗意、诗格永远是第一位的。诗很大程度上乃造意、命格而已。诗力求着意，无意则无魂。诗歌呼唤精品，精品诗必须具有超乎寻常的意境。欲出精品，必须具备坚实的诗功，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学修养，必须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新的开掘，新的角度，要善于在平淡无奇中寻火花，在司空见惯中掘灵气。有了上佳的诗意、高尚的格调，看似寻常的诗也是好诗。一定意义上，起承转合，合最重要。正如大诗人白居易所说：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义是诗结的果实。诗有了上佳的意义，寻常之语，也可成为好诗。反之，没有意义，虽则完全合律，亦非好诗。
多年的创作使我对诗有了自己的体会。我认同诗有六谜:一是假大空。没有真性情，不是好诗。二是神气弱。诗应以神为主，以气辅之。三是过迟缓。诗不简约，迟缓则诗慢。四是晦诡疑。让人看不懂，非好诗。五是俗烂熟。诗似看山不喜平，不出奇不新颖，引不起兴趣。六是意错低。有的诗意用错，诗意低下，写不出好诗。
我认为诗有六忌：一忌无意境，二忌无比兴，三忌无诗味，四忌无格调，五忌不集中，六忌不雅致。诗本雅道。
我赞赏诗有六应:一应真情感；二应家国事，诗应反映国家大事；三应真善美；四应天籁音；五应敢创新；六应体合度，主要讲，诗应押韵，不韵非诗，其实无论东方西方、古诗新诗，皆不应有所例外。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云:“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沈；有韵则远，无韵则局”，诗境得以生、雅、响、远者，韵使其然也。是故，韵对于诗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我认为写诗要有感情，没有感情不可能写出好诗。诗是热爱生活的人，以赤子之心唱出的独到意境。古之因雪而念高士，因花而思美人，皆情之所致。真情实感才能出华章。诗只有首先感动自己，然后才能感动别人。状难写之物如在目前，抒人间真情源自心底；作者动于心，读者感其意，才是好诗。
《河南诗人》：您的诗集曾走进农家书屋，一次印行了3万册，令同道艳羡不已。这当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诗好，易于被大众所接受。而之前您也曾提到，“好诗没有固定的标准，大众喜欢才是鉴定好诗的标准。”可诗歌有它特定的受众群体，我们知道有很多好诗，大众却并不一定能读懂，能接受。我们又不能说它不是好诗。这里面是否隐蔽着一个受众群体的文化倾向或者是文化需求关系？
高治军：是的，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好诗没有固定的标准，大众喜欢才是鉴定好诗的标准。”王国维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我的诗一般用较平白、朴实的语言来创造丰富多彩的意境，引人如入画图中一般。实际上与王国维说得大意差不多。2006年4月，我去河南辉县八里沟考察，写了一首《八里沟》：“……红花色欲燃，绿树影似惊。沟深复幽静，时有飞鸟鸣。……”这幅图画，有色，“红”“绿”交替；有声，时“静”时“鸣”；有情，红花欲“燃”，绿树似“惊”。十分富有动感，引人入胜。2007年3月，我去江苏扬州，李白有“烟花三月下扬州”之句，时正值三月，我也不禁自已，写了一首《三月扬州船上行》：“一江春波绿，两岸桃花红。惠风拂而吹，柳技婀娜轻。小桥复虹桥，短亭边长亭，时时吴歌声，伴我江上行。”平白如画，也颇有意趣。2008年5月，我与几个亲朋好友到河南泌阳铜山湖体会农家乐，我即兴写一首《摘李》：“夕阳西下时，布谷声声里。亲朋三五个，伸手摘李子。”这首诗便是达到王国维说的“其辞脱口而出”的境界吧，道眼前景，说眼前事，自然而无任何造作。虽语拙朴，但意境超然，实为心性所至。
当下，新诗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西诗并非真正之中国。古典诗词很美丽，它毕竟不是现代的。我曾说，写诗是给多数人看的，不是给少数人看的；是给当代人看的，不是给过去人看的。写诗要有时代特点，要反映现代生活，新古体诗的责任，就是担负起这个使命。也有不少人对新古体诗存有怀疑、或是偏见，我们应该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朵鲜花不是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文化传承之根本。
《河南诗人》：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谈。近年来，您先后出版了《我手写我心》、《大河飞歌》、《微雨燕子飞》、《诗颂中原》、《清风明月吟》等八部诗词集，逾千首诗。您常提到杜牧的“千首诗轻万户侯”，想必它与您的诗歌价值理念一定有着某种精神契合。您目前的状态几乎日有诗篇，年有诗集，这种旺盛而饱满的创作激情不得不令人惊叹。您的诗作大都一气呵成，很少有字斟句酌地去一遍遍推敲、打磨。比如2011年4月份的欧洲之行，仅半月时间您就创作出了近百首诗：“半月行程二万里，九国关山五十州。蔚蓝海色燃激情，老夫作诗一百首。”这种燃烧的激情当是诗人情怀的抒写。这里有个问题，遣词造句，精工雕琢是一种写法，激情澎湃，一泻千里是一种写法；再有，如唐代大家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也是一种境界；特别是最近，人们正津津乐道于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逾八旬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至今只发表过163首作品，这种精磨细刻也实在令人惊叹。看来诗人诗作的数量和质量并非一定有必然关系。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写100首就得奖，谁还写1000首呢？
高治军：诗歌的存在就是为了保存世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这种存在关乎理想、意义、人心秘密和精神的出路，离开这些个别而丰富的感受，人类灵魂世界将变得粗糙。诗歌激发了每个人对自己生活存着的梦想和希望，有多少诗人就有多少种诗歌，有多少种诗歌就有多少种生活的可能性。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的才智不同，成长道路不同，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不同，眼光不同，爱好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诗歌。纵使平淡无奇的人物事件，也会因为诗人的个性、视角、情绪、立场的不同而呈现斑斓多姿的形态，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不同的人，他的诗歌创作的路子是不同的。“捷思”是我诗歌上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唾手可得，倚马可待，一天能写七八首诗，甚至十来首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这跟诗人的阅历、学养、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认为，诗歌是诗人对其独特经验所做的一种情感保存。拉金还说：“我写诗既为我自己，也为别人保存我所见，所思，所感的事物。”我的诗歌，正是从个人出发，从日常出发，从生活事实与个人经验入手，在保存个人生活的同时，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从而记录和折射我们时代的脚步，恰似“诗歌日记”，其价值绝不仅仅是体现在诗人的勤奋上，更体现在书写的自由与情感的真诚上。这些诗歌，是人生的记录，不仅记录踪迹，更是记录了思想；不仅是个人经验和感情的记录，同时也是对时代轨迹的记录。
《河南诗人》：古人有诗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想必您也在很多书中获得此般快乐，希望您能谈出来与我们共同分享。
高治军：诗虽然非关书也，但是，不读书却难以穷尽诗中的奥妙。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诗人不是爱读书的人。“雨夜闭门读奇书”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也钟情于此。星期天、节假日躺在床上读诗书是我的最大爱好和享受。只要有空闲时间，我都在读书，常达废寝忘食之境，对外在的一切充耳不闻。我的阅读偏好于各类现代与传统诗学、文学大家之作等等，新诗、古诗都喜欢。对于阅读到的感兴趣之处，还会精心批注、用心摘抄。
我认为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有大量读书，才能有相应的产出。很多朋友都曾对我说：“你的成果是你辛勤学习的报偿”。畅游在诗的书海，我感到幸运而美好。
《河南诗人》：作为河南的重要诗人之一，我们热切地希望您的诗歌之树常青。《河南诗人》是大家的，也是您的，河南诗歌是个大事业，需要心胸放达的人参与其中，我们期望能始终得到您的关注与支持，共同为河南诗歌做出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谢谢您百忙中与我们对话。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