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语：做过前几期的对话后，我们突然意识到一种地域性的诗学批评的缺失。我们的诗歌批评家应该是与当代新诗发展共进退、共荣辱的。所以，我们把河南本土诗评家如数家珍地罗列个遍，最终把视点落在了学者、教授、诗评家单占生先生的身上，“就从他开始吧！”因为单占生先生在诗歌评论方面的建树是众所周知的。做为资深出版人，由他策划出版的书籍无数，而他对自己的作品出版却淹淡随性。做为一位师长，他和蔼可敬，平易近人。甚至因为高兴而像孩子般手舞足蹈……2010年一个暖洋洋的冬日，《河南诗人》走近了单占生，并同他进行了一场关于诗歌的热烈的交流。
用最珍贵的“稿纸”写最珍贵的文字
《河南诗人》：诗，是最真的。少些客套，就会多些纯净。不过谈话的形式还是由表及里、渐序切入更为便捷。单总，我们首先从您与诗歌的渊源说起，您是什么时候与诗结缘的？多数人都把最初归结为兴趣或爱好，您呢？
单占生：我和那个时代年轻人与诗的渊源是一样的。我68届初中毕业后当知青回乡，就是老三届。和老三届那帮人，像北岛、舒婷等那个时候众多诗人与诗歌的渊源都相同，都是喜欢文学，想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心情。但那时也会受物质的限制。比如说稿纸，那时候物质资源匮乏，稿纸很珍贵，就想着用最珍贵的稿纸写最珍贵的文字——诗歌。年轻的时候有激情，乡间的任何东西在眼中、在心中都是很新鲜的，很能打动人的。当时就是写自然，写政治。乡村和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激发心中的激情，一切皆美好、美妙。
我曾经在乡村当民办教师，教小学五年级，那时我是班主任，教语文，还有一个老师教算术，当时就两门课。在一次考试中，我教的那个班总分在全县排第二名，由于这个我就成了“小教育家”。而那时我在县里也发表过不少作品，像诗歌、曲艺、戏剧类的都有，也算小有名气了。后来教育局就推荐我去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上学，谁知招生时，我的档案被郑州大学的老师看中，就调到了郑州大学去上学。在入学典礼上，老师让我出个节目，写首朗诵诗。我就写了《常青树》，是年轻人永葆革命激情的诗。当时在全国青年里很流行的一首诗是知青许刚的《理想之歌》。《常青树》就是我当时的“理想之歌”。当时是由县里来的两个女广播员朗诵的这首诗，后来又在学校的广播站播放，就这样我就成了校园诗人。当时校园诗人很少，河南大体上就我和河南大学的孔令更两个人有一定影响。
记得大二时，就准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我的诗集，我的导师刘家骥也打算把我的诗选在大学写作课范文教材里，后来赶上粉碎四人帮，就没出成，这以后就很少写诗了。也许与工作实际有牵扯吧，就开始转为诗歌评论了。
理论要纯粹、要从“文本”出发
《河南诗人》：理论这东西不是人皆玩得。指点迷津，悟觉道法，绝非一日之功。您当时就已经具有了这种搞评论的功底，或者说已经有了这种积淀？
单占生：文革时期的学生理论功底是很薄的，我都是自学，后来又进修。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教大学写作课程。在大学当老师，理论知识就必须得丰富起来。当时我的导师手把手教我写讲义，潜移默化中也教会了我理论知识。为了扎实理论基础，我还去过华东师大、中戏、上海师院、北京师院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进修、学习。我不是学诗歌理论出身的，那时也不是专门从事诗歌评论工作，而是比较宽泛的理论，到后来才转为诗歌评论。
《河南诗人》：事实上，您的理论水准很高，对当下，尤其河南诗界是深有影响的。您从事评论这么多年，写过不少关于诗歌评论、诗歌理论方面的文章，我们还记得您为“21世纪中原诗人丛书”写的序《走出被“异乡化”的集体宿命》等个性鲜明阐述，刚才也提到说曾要出诗集，最后由于一些客观的因素就夭折了，那么现在有没有要把这些作品结集出版的想法？个人创作的新规划可以透点消息吗？
单占生：我现在作品出书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可能有一些想法不太一致的地方。因为搞人文学科的、搞文化的学者大部分是为了生存、生活，要纯粹地搞评论，可能就不太现实。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不大可能有自己真正的见解。比如你要考虑到生存、生活，像职位、工资、奖金等等。国内像我们河南的耿占春先生这样的能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周密思考的很少。我不出书，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是一个定力问题。你有想法，还得把这些转化成理论，需要安静下来潜心去做。我认为如果不能给读者提供更有益的东西，那不如不出。一个理论家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
我的创作规划，一个是下边要做的一个比较切实的工作，因为我长期做教育工作，所以想在教育上做一个通过经典范文的解读进而从文章中学习写作这方面的一个本子，我就从这里边进行分析，重点在写作方式、写作技巧上进行分析解读，让学生通过对文章的解读认识到这个文章好在什么地方。再一个，就是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已经在进行中了。
《河南诗人》：我们热切期望您的大著行世。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文本的东西存在，那要借助什么来传承下去呢？
单占生：其实我曾经和导师刘家骥先生在80年代末出版过一本《抒情诗选读》，通过对写作技巧、抒情技巧和艺术技巧等来对抒情诗进行解析，这种评鉴式的读本在当时应该是少有的。在河南，第一个介绍先锋诗的是我，第一个介绍舒婷和北岛的也是我。我在做这个之前做了几年诗歌理论储备，也做了大量的抒情诗的积累，是从一首首具体的诗出发的。很多诗歌评论家的诗论其实没有从文本出发，而是由理论到理论，将西方一些诗学理论嫁接过来，这不太具科学性。只有从文本出发，将诗做出讲读，在理解诗人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的情况下再作出评论，在大量阅读下作具体评价，才是对文本知识的有效解读。
我曾经在郑州电台搞过诗歌讲座。讲诗人，讲诗歌，从刚开始的15分钟的节目，到后来变成20分钟、30分钟，我做的就是对文本、对文本自身的解读。总共讲了有一两百首诗。
“无技巧”是对“太重技巧”的一种反拨
《河南诗人》：当下诗歌写作队伍有些群龙无首的味道，谁都是“老大”。个中原因是“自由”、“度”、“创新”几个核心词构成。原因很简单，谁都能自主支配自己的试验或创造，可以各自立法，没有必须的套路范式，就像个试验场，没有结论之前都是正确的。反之，亦然。您是诗歌理论方面的行家，针对当下“诗歌无技巧”、“诗歌不需要技巧”的说法，您一定有自己的观点。诗歌真不需要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吗？哪怕经验性的呢。
单占生：说“诗歌无技巧”，主要是它站的角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对于有一定写作能力、刚写诗的人，他是需要技巧的。可如果是技巧已经玩到很纯熟了，那就可忽略技巧。单就诗歌文本来说，它是有技巧的。从文体本身来看，文体就是技巧构成的。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特殊的技巧性的东西。比如小说、散文、戏剧等等，不同技巧的形态形成不同的文体。说“诗不需要技巧”只能是一种说法，是喊的一种口号，是一种策略的要求，它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比如说诗歌创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太注重技巧而不注重精神存在，有匠气了，为了纠正这种毛病，需要提出另一种方法，这是一种策略。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诗歌更注重其精神存在。像“零抒情”，它就是针对某种情感的泛滥而提出的。比如曾经只有“啊啊”那才是抒情，而事实上发现不用“啊”同样也可以表达强烈的感情。这种情况下提出“零抒情”那肯定是正确的。在《2009年的河南诗歌》一文中，我批评了“过于利用形式”、“过于利用技巧”，但不是说诗歌就不需要技巧了。其实，“无技巧”是对“太重技巧”的一种反拨。
诗歌的现场感就是让诗更贴近于本体
《河南诗人》：《河南诗人》的出刊，没有市场因素的考量，只是想搭个台子，同仁同好有个见面的地方。要说有附加成分，那就是做为诗歌爱好者的一个阵地，《河南诗人》倡导关注当下，贴近生活及生命本质的写作。希望诗人有更多的参与意识，这种参与是融入更大界面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限于个人知觉，所以企望优秀的诗人“在场”而不负时代，至少不至于缺席，也可以说是要求诗语者突显他的现场感。关于诗歌的现场感，您一定有自己的主张。
单占生：所谓诗歌现场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从文本自身在对诗的内容的表现以及诗人切入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入度上来看，现场感体现了诗人的真与表现的有力。这两者都可以拉近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其二，诗歌的现场感还牵涉到一种诗歌行为艺术。关于诗歌行为，它诉求的是一种“现场”的过程。我在北京798工厂参与过一次诗歌活动，那个活动中语言是次要的，关键是行为。大家知道的就是在第三极书店苏非舒做诗歌朗诵的过程中进行“脱衣表演”，最后警察来把人抓走了。在这个现场中，它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的东西，现场感更真切。其实在这个里边，苏非舒他们事先是有准备的。他们觉得诗歌的政治责任、文化责任过重，而现在，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功利性的目的太强，应该降低和减弱了。他们是想让文学回到文学的本体，让艺术回到艺术的本体，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社会功能。后来还有人骂警察，其实这里边警察也没有错，他是在行使自己的社会职责；而诗人也没有错，诗人只是把衣服当成了一个需要卸下的“负担”，诗人是用行为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理念，让诗歌返回到原有位置，让诗更贴近于诗的本体。但这种做法也只有对这些评论家、这些诗人有用，对警察来说就没用了。这其实是两者语言与思维的不对位，是一种错位。这中间“诗人”与“警察”就构成了一个更有意味的现场。
关于真诗与伪诗
《河南诗人》：这个问题似乎不该成为问题。每个读诗的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读，想读得什么。这种汲取能力尽管千差万别，但常识性的标准显而易见。您认为什么是真诗、伪诗？有这样一种争议：写诗的人一定是诗人吗？分行写作就一定是诗吗？关于这些问题想得到您的答案。
单占生：什么是真诗和伪诗，这个不太好说。关键看诗人本身，也就是创作者这个主体本身是否真实。写出诗样的东西的人不一定是诗人，但诗不是某个人的专利，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诗意，都有诗的元素，关键看你有没有发挥这种天分。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把它转为诗的存在，转化为诗篇。有些人具备这种潜素质，所以就成了诗人。“诗人”这个称谓意味着诗与人有关，与人自身具有的素质、生命的元素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激情。每个人都有天分，有些人在诗歌方面发展了，而另外的可能在其他方面发展，比如有人写小说了，有人写散文了等等。从另一层面来说，有些诗人确确实实是有天分，他能把诗与宗教、哲学等更好地结合起来，所以他就成了大诗人。
至于“分行就是诗”，这是对诗的一种误解。诗本来是不分行的。诗歌分行与否在于它呈现出来的媒体的形态。中国过去的那些雕版图书是不分行的，古典的诗文都是连着排的。至于到了后来分行，是新诗出现之后，分行更能显示诗体的形态，分行更能显示诗的特征。诗歌的分行从理论上确立与闻一多先生提出的诗歌审美标准的“三美”有关。所谓“三美”既是：音韵美、绘画美、建筑美。其中“建筑的美”其实是针对新诗分行排列提出来的。我认为诗的存在不因为分行而成为诗。如果说分行了就是诗，那么菜谱能称为诗吗？书目也分行可那是诗吗？所以说，分行的不一定是诗。只有有诗的旨趣、意味、精神的存在，分行写作才称之为诗。
不要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和大脑
《河南诗人》：对于今天的诗歌生态，或者是一些诗歌现象，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常态，可为什么还有很多争议。比如“梨花体”、“羊羔体”的出现。这种“网络红”（网络红人）发端于网上，网民各怀心态，目的不一，况且网民基本素质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应保持着客观而冷静的视角看待这种群殴式的“热闹”以及热闹背后的模仿秀。
单占生：我认为这是网络的盲目与暴力形成的东西。网民对一些新诗的没诗意、没审美有看法很正常。但有时也很盲目，很片面，不够专业。这也很正常。就比如“梨花体”的出现，按照常规的认知，诗歌是有意境、有韵律、有节奏的，是有别于普通的日常语言的一种东西。网民认为把日常语言分行那不是诗，就拿赵丽华的一些试验性的作品来说事。但赵丽华也没有错，她其实写过很多很好的符合常态的“有意境、有韵律、有节奏”的诗，对她来说，非常态的写作只是试验性的文本。但网民却以为赵丽华非常态的写作就是她的写作。这其实仍是理解不对位的问题。
在“羊羔体”出现后，车延高也有自己的声音，谈到自己的观点，说自己只是做“零抒情”的一个试验，写《徐帆》、《刘亦菲》等是纯叙述的写作。既然是试验，就意味着有成功也有失败。“羊羔体”的纯叙述写作水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但我仔细阅读过车延高的其他的很多诗作，应该说水平相当高。如果撇开他的社会身份，车延高其实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诗人。可是网友又有多少完整地读过一个诗人的诗作？网络跟风起哄的不良现象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河南诗人》：我们是从各种诗刊上熟悉诗人车延高的。因为常能读到他的诗作。若允许说真话而不被打棒子，我们觉得他的水准与往届获奖作品比，没什么不可以获奖的理由。问题是谁都认为奖该颁给自己。诗坛、文坛没庸人，谁服谁？况且，他的特殊的社会身份，不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议，在今天这种社会环境中才是不正常的。
单占生：其实把奖颁给官员为什么不可以，它是艺术类奖项啊，这方面谁都可以做。自古以来高官文学修养高、德才兼备者不少，像屈原、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等。奖，理应是颁给在行业里成就显著的人、颁给有贡献的人。这里的争议主要是由一些社会的连带问题所引发的。而我们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全面审视其作品，不要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和大脑。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河南诗人》：是不是获奖就代表作者的最高水平？是不是唯有获奖才能证实一个人的实力？
单占生：当然，获奖一定是达到了一种标志性的高度。而是不是只有获奖才能说明一个人实力的高低，我觉得不尽然。可能两个人有同样的实力，但一个人获奖了，另一个人可能因为其他因素没获，这不能说另外的那个人就没有实力。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地去看待。它有综合因素在内。
《河南诗人》：参照系的存在是优化比较的最佳途径之一。我们需要高度，在高度下边可以找到向上的基准。所以，每个地方都需要有旗帜、旗手，而诗歌这块儿，那是人为所能推出来的吗？在办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潜下来的诗人。他们业余，但成就卓著；他们远离纷争和是非，不被“主流”关注，比如安阳一个叫王学忠的诗人，我们把他视为一种现象。他生活在基层（也可以说是底层），做小事由，生活艰辛，但他始终不改其志，勤于创作，已出版十多部很像样的诗集、文集，像魏巍、刘章、吴投文、钱志富、雷业洪、马德俊、朱先树、丁慨然等不少大家都为他写过诗评。而河南省内（或曰圈内）知道他的人却不多。像他这样的能潜下去不被人知的诗人，应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新时期的文化现象。
单占生：先说前一点。新文学受西方文学形态思想的影响，语言表达方式的转变，从文言到白话，白话文早期的开创者那一批人都可以喻为盘古。如果没有所谓的旗手、没有领头人，没有水平很高的人做为一个标杆，新文学那么大的工程就进行不下去。而今天，如果是小圈子状态出现，推个旗手，那没必要。如果自认为是旗手，那更不应该。如果某个人在他的某个时期达到某种高度，别人尊重他、把他推为领袖那也是很正常的。下面说王学忠。
王学忠我听说过。这也不是什么怪现象。其实王学忠远不止一个。它是区位性的优劣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像苏金伞老先生，他的诗在国内可以说是一流的，但在诗歌史上却不是很起眼。这就是由于地域方面因素的限制。浮在面上的，离媒体比较近，传播快，所以他就便于被人知道。对于那些在下面潜心创作、默默耕耘的人，我们对他抱以敬意。而个人的水准高低还得以他的作品来判定。这方面要达到一种平衡，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像经济、政治等。一切让时间说话，让历史做结论。
应给予年轻诗人更多的关注
《河南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诗盛时，青年、青春与诗歌竟然发生了那么密切的关系，横空出世那么多有影响的诗人，至今余响不绝。然而当下与当年比，年轻人对诗的热度都似有弱化、或者更功利化，也就是写诗的动机没那个时代纯粹了！做为诗界的先行者、长辈，眼下被您赏识的年轻诗人有吗？《河南诗人》创刊以来，可以说就像一个诗歌沙龙，聚集了各方的诗歌力量。我们希望在青年人里有惊人的发现。更希望诗歌评论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单占生：我对年轻人关注得比较少，所以我没法展开这个话题。河南青年诗人队伍庞大，从诗者众。有才华的也不少，希望他们走的踏实。
其实无论是为师也好、做长者也好，关注青年诗人是一种常态。我在高校时可能有些局限，对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年轻诗人关注多些，其他学校或地方的青年诗人也没法跟我接近，这也是没办法的。以后希望《河南诗人》搭台，我们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单就我个人心态和常规习惯，我肯定会给他们更多关注的。
《河南诗人》：您对年轻诗人有什么嘱咐或建议？
单占生：年轻人应该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关于阅读的方法，不要读自己熟悉的东西，要读一些你需要的缺乏的东西，要吸收一些你需要的营养。别总做那些驾轻就熟的阅读。陌生化阅读，可能读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更得去读，多积累才有收益。最好能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哲学是一种工具，能帮助你思考问题。
河南的诗歌评论亟待崛起
《河南诗人》：河南诗歌评论方面的行家不少，我们知道的像耿占春、您，还有调往北京的何向阳以及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等等，您觉得我们河南能摆上台面的诗评家跟外部比较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未来的河南诗歌评论界会是怎样一种状况？会后继无人还是列队候补？
单占生：河南搞诗歌评论的这些人都不错，不过没有专门从事这行的。河南搞评论的在高校集中的比较多。但高校研究较封闭，很少参与当下的一些文学话题的研究。参与当下的先锋评论家多数还是在社会上。但学院派的价值也绝对不能否定。学院派要做的事情是对纯粹理论的深究，是从本体上去解决理论问题。它需要不断地有人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去不断的接近它的根本。它做的是基础理论的深层次研究，是梳理性工作。可以说学院派在理论建树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社会上的诗歌评论是针对新的现象进行判断，它需要基于一种理论基础来做出判断，这种理论从哪来，就是从学院派里边来的。它两者之间存在这样一个区别。
至于是否会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我认为是不会的。时势造英雄。到一定时候会有人站出来的，这一点不用担心。这可能是诗人们对评论家的一种呼唤，不过这个需要两者之间的一种机缘。
可以有同仁，但不要划圈子
《河南诗人》：最后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圈子。好像离开“圈子”就少掉了势力范围！“三百六十行”这种区划本身就潜规则了行当之间的隔阂，暗示各自王政、相对独立的必然。我们关心的是同业间的壁垒式的防阻，人为的割裂，山头林立，相互攻讦。比如：诗歌界，以年轮划代，以地域分群，以好恶结党，以势力封冠等等。而科技文明使人类视觉所得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但从心灵的狭窄的视角上，“圈”与“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实在与大文明时代的步态不协调。您觉得诗歌该不该划圈子？
单占生：那当然是不该了。诗界可以有同仁，但不要划圈子。我们现在可能缺少的是同仁，较多的是不必要的圈子。比如说，一个圈子掌握了一块阵地，你可以有话语权，但不要形成话语的霸权。从诗歌本身来说，诗肯定不是区域性的。更何况这个时代不是封闭的农耕时代，而是信息化时代，你想划圈子都难，想把自己隐蔽起来都难。所以，只有不划圈，走出去，才能形成更大的场。
《河南诗人》：好！走出去，这是河南文化强省的基调，也是河南文学界的共识。让我们共同期待河南诗群的崛起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