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 姬
早上一翻开书就看见这样的话,像是祝福:“生命的华丽散播到每个人的周围,这种华丽始终处于最为丰盈的状态,但隐藏在无法看见的深处,极其遥远。如果我们用恰如其分的词语呼唤它,用真实的名字祈求它,那么它就会应声而来。”不像是那个绝望的卡夫卡说的,可就是他在说话。而米沃什呢,那个在1980年由于“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竟也写下过对生活如此肯定的话: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大海和点点白帆。
——米沃什《礼物》
“礼物”:清晨这一图景意味着,“自然”世界的被赠予。清晨,花园,蜂鸟,忍冬花,简单的劳作,海,帆:在经历了火光、清洗、大屠杀,经历了战争和极权主义统治的梦魇,经历了欧洲和美国的流亡生活,米沃什终于穿越“历史”,于某个清晨走进了这些“自然”事物。摆脱了“历史面对着没有历史”的自然事物,感受真正的自然所馈赠的“礼物”,他是如此幸福。
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命运等于地理同时间的混合”,米沃什对地点和时间都十分敏感,在诗的末尾标上写作地点和时间是他的一个习惯。这首《礼物》也不例外:“伯克利,1971。”伯克利是与著名的旧金山隔着旧金山海湾相望的一座城市,1960年米沃什自欧洲应邀来到这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1971,米沃什已经在这里呆了11个年头了。
“如此幸福的一天”,《礼物》的开始如此平铺直白。“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劳作。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薄雾消散,微风送来远方的麦草香,还混合着湿漉漉的泥土味儿,“我在花园里干活”——米沃什曾在1994年出版的《猎手的一年》一书的第一篇日记里明确地写到他家院子里种有许多花儿:天芥菜、半边莲、新几内亚凤仙花等等。而在他另一首诗《牧歌》里,诗人用更为明快欢畅的笔调赞美了自己的花园:微风在园中唤起一阵阵花浪,就像那静谧、柔弱的大海。浪花在绿叶丛中流逝,于是又现出花园和绿色的大海……这里茂密的清草在向你频频点头,当苹果滚落在草地上时,你会将你的目光跟踪它,你会用你的脸庞亲昵它……
想象一下米沃什的生活:读书、写作、教书、在花园里简单劳作、和花草亲昵……是如我们常诵之于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古典时代是与自然相对的不道德的官场,在现代则是每个人都被胁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进程。因此,米沃什的花园再也不会等同于陶潜的东篱——然而,敢于宣称“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在我身上没有痛苦”,并因此“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这种淡定与泰然,应该绝非仅仅因为一个安逸舒适的当下,而更多源自对所遭遇的苦难及一切不幸的感悟并在此基础上的超越吧——在这个清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自然的“今我”,而是一个通过自然之物净化了那个曾经从历史的梦魇中走过的人。
米沃什曾被其作品的译者康斯坦丁?杰伦斯基——一位天才的评论家和批评家——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远见的证人之一”。那么,身处“20世纪黑暗的中心”,米沃什绝对而至上的道德感从何而来?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东欧地区,是如何被极权者简化为一部衰退史及一个不间断的罪恶所引发的后果?面对此,他又如何体现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和责任?
自我放逐者:
越过“道德冷漠”的墙头
1937年,米沃什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逃亡生涯:当时他住在华沙。在那期间,国内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两极化:一边是极右民族主义分子、排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另一边则是左翼民主主义者的阵营,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情者和为数不少的国家少数党的代表。年轻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抨击者——米沃什——自然地对界定有些模糊的左翼人道主义者感到亲近,当然,就其原因,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倒不如说出于对他称之为“国家蒙昧主义者”的厌恶。
在文学领域,他已名声斐然。1936年《三个冬天》文集的发表使他被公认为他那一代中最有天赋的作家和灾难论流派最主要的发起人之一。就像他当时的诗歌中出现的死亡意象:“白色悬崖的焚尸炉”、烟从“死去的胡蜂的蜂巢”中散出,他当时即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已经被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钳制和折磨的欧洲离更大的灾难不远了。
很快,1939年到来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瓜分了波兰——这块被各种利益集团多次出卖的土地,历史上曾多次遭受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的挤压和瓜分——1939年,在与苏联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后,希特勒出兵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继而占领波兰全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米沃什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坛上如此描述那个耻辱的日子:“1939年8月23日,那时两个独裁者签订了一个协定,包括一个秘密条款,借以瓜分他们邻近的有自己的首都、政府和议会的国家。那个协定不仅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它还重申了一个殖民原则,据此各民族不过是牲口,可以买,可以卖,全凭当时的主人的意志。它们的边疆,它们的自决权,它们的护照,不再存在了。”
当时米沃什20岁。他在纳粹占领下的华沙度过了战争年代,他加入抵抗组织,翻译雅克?马利坦的《穿越灾难》,参加秘密文学社,同样也见证了1943年对犹太人的清洗——这一事件后来多次出现在其诗歌中——如著名的《菲奥里广场》。之后,他参与了起义并在1944年将华沙傀儡政权推翻。
1949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时任波兰驻美国外交官的米沃什回到祖国作短暂停留。当时他出入最上流的社交圈,收入丰厚的外交职务及特权享受令他的境况非常舒适。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欺骗。他在《被禁锢的头脑》的开头解释道:“像东欧的很多人一样,我也被卷入了这场游戏:在特权间周旋,外表忠诚,偷偷耍一些手段做一些事以捍卫一些道德准则。”利用一些妥协,诗人保留了继续写诗的自由,并用一部分时间来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总之,他努力使自己致力于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并仍然设想能够保留自身部分的独立。然而他将发现让自己震惊的一幕,这一幕让他再也无法延续当时的生活:“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这美好的世界里我们喝酒、跳舞,直至凌晨四点才出门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我看到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衣领翻起,冻得哆嗦。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作为20世纪初第一批模糊地预感到理性与野蛮间潜在默契的人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固有的同谋关系甚至存在于现代化的进程中。韦伯说,现代性中的重要部分,就在于基于抽象概念的算术头脑的理性的全面胜利,并逐步被公认为社会的唯一调节标准。这一定义使这位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将现代社会描绘成一个“铁笼子”,趋向于在官僚机器下导致的个体完全毁灭和人们整体关系的“无意识石化”。米沃什在那个寒冷的夜晚肯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道新的冷漠之墙竖立起来了。这次它让人性消失在大写的人性之后。这次米沃什用写《菲奥里广场》的方式写成了《被禁锢的头脑》:凭借着隐秘的痛苦带来的尖锐的清醒,来描绘良心在向着历史方向前进的态度中被逐步吞并。于是他选择了转过头去:我抛弃了故乡,家园与公职。
并非我在追求利益或冒险。
我并非陌生人在船上。
我平凡的脸,税务员、商人
或军人的脸,使我成为人群中的一个。
亦非我拒绝对地方神祗表示
适当的敬意。而且我吃别人吃的东西。
这些将足以说明关于我自己。
——米沃什《希腊肖像》
他于1951年离开了这个国家,定居于巴黎,成了一名“自由作家”,并在十年后移居美国。
在卡其米尔兹?勃朗狄斯这位将自己定义为左派人道主义者的小说家看来,万事万物中,都不存在比跟自身联系缺失更大的危害——更确切地说:“自身的道德准则”。他补充说,不管我们对某些问题的回答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必须应该回到这个格式,因为它能勾绘出“人类自由的限制”——并指出“人性的基础”。所有的思想都汇向此处,并源源流淌:我们接触到政治或者艺术,总是关于道德意志和我们在它的帮助下能做的事情。况且真正的问题是知道道德本质上到底是一项约定还是一个持续的命令。(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
米沃什和勃朗狄斯在这点上几乎意见一致:善、普遍性、对他人的担忧和对公共世界的守护其实都是有关我们良心的事,每个人都被召唤以个人方式作出回应。这意味着它们既不会在面对完全个人和主观的问题时减少,也不会在处于这样那样的实体时发生转变,譬如历史、科学、政府、联合国、反对极权、专家们的学识或者伊斯兰教的信仰。
从如同哲学体验的极权制中,米沃什完好地穿行而过,并得出结论:“对人类来说,除了信任自己内心的控制,并把所有一切都扔到秤上来验证对自己来说什么是真实的,没有其他路可走。”但他补充道:“内心的命令如果不能依赖于道德规范的制度,始终在人类活动多样性之上的信念,也即是依赖于形而上的信念,那它就是荒唐的。因此才会有20世纪的悲剧出现”(《被禁锢的头脑》)。
“我是一个理想国的居民”
在欧洲和美国流亡了30年,米沃什于1989年回到了祖国波兰。 2004年8月14日,93岁的诗人听着格拉科夫市政厅广场的钟声闭上了眼睛。
在接受波兰新闻通讯社采访时,波兰总理马雷克?贝尔卡赞誉米沃什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他说:“米沃什用他的心和笔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展现了残酷的现实,刺痛了我们却引导着我们从善。他的逝去给我们和国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的时间里,米沃什1951年的去职离国令他的“爱国”一直饱受波兰民族主义者的质疑——虽然在流亡期间他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而米沃什自己,也在自传《米沃什词典》中坦陈:我是一个理想国的居民,这个理想国与其说是存在于空间,还不如说是存在于时间。建构它的是以前的圣经译本、圣歌、——以及当代诗歌。理想国跟现实中的国家的关系并不明晰。
在一个“波兰人称其为维尔诺,立陶宛人称其为维尔纽斯,德国人和白俄罗斯人称其为维尔纳”的小城,米沃什度过了青年时代。这种混乱和不确定感还将因为“持续旅行”的生活所受到的教育而加重。这种旅行由他的父亲,一位桥梁河堤工程师引起。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在《另一个欧洲》中讲述道,城市、河流和景色飞快地相继而来,“环绕我们童年的事物都是单个的;但如果它们像在万花筒里那样不断改变位置来旋转,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来使脚步更深地踩在泥土上,并且不会跌倒。”
自从在那低檐的屋子里,
城里来的医生剪断脐带,
而白霉斑斑的梨子
静躺在繁茂的草窝里那瞬间,
我就在人类的手中。他们可能勒死
我最初的啼声,以巨大的手绞死
我那激起他们恻隐之心但毫无防御的喉咙。
从他们那儿我接受草木鸟兽的名字,
我住在他们的家乡,不太荒凉,
不太耕作,有田,有牧场,
也有水在停泊于棚屋后的船中。
他们的教训,的确,遇到在我心中
深处的障碍,而我的意志黯然,
不太依从他们或我自己的意图。
其他的人,我不认识或只知道名字,
在我里面踱步,而我,惊惧之下,
在我心中听见上了锁而摇摇欲坠的房间,
人们不该透过钥孔窥视的房间。
他们对我无关紧要——卡兹米耳,雷荷里,
或者艾米丽亚,或者玛嘉丽塔。
但是我不能不自己一个人重犯
他们的每个缺点和罪孽。这使我感到屈辱。
因此我想大声叫喊∶我之不能成为我所想
望的
与我之成为现在的我,都不能不责怪你们。
——米沃什《教训》
世界的形相取决于观者的眼睛和他的经历。正如大屠杀给欧洲的犹太人人留下了永久的虚无和不确定的创伤,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使米沃什从小即对世界处于警戒状态,这也培养了他免疫两种对称的陷阱的能力:避免陷入舒适、单调的虚幻而假想的庇护所;同样也避免陷于民族主义者的警报和对于特殊群体的归属感的诱惑。
这个“伟大的波兰人”还讲述道,他的母亲对依附于国家和政权的爱国主义持最大的保留意见,相反,她反复灌输给儿子的是对家庭和本省的热爱。在这种熏陶中成长,米沃什在大学时建立了流浪者学术俱乐部,并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点:民族主义命令的那些词汇给他带来的恐惧和“犹太问题”的时代背景不可分离。从那时起,米沃什写道,“我对一切让人感觉到‘民族主义’的东西的敏感和对散发着那种气息的生物几乎生理上的厌恶,在我的命运中占了很重的分量”。同样,在米沃什的笔下,民族这个词的意义,从来没有意味着一个世界的团结凝聚,相反总表示着内部的分裂割据。
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的:“正是以人的姿态出现的可能性本身受到质疑”——这本关于东欧人民民主中的意识奴役问题的权威论文集是米沃什最著名的思想著作之一。在米沃什看来,一种迅速蔓延面目模糊的官僚主义、理性主义与集体魔法的奇怪结合——这些不同因素最终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善能够与革命的客观利益混同起来,恶则与妨碍革命利益的那一些混同。而在米沃什的其他著作中,同样充满对无人性的、匿名的精神控制的极度敏感:极权者通过对“国家”、“民族”、“集体”等抽象概念的神圣化进而要求个人无条件的效忠和牺牲。所谓的“历史前进”把良心变成了在未经反省的集体信仰前的屈服。这些观点类似于勃朗狄斯称为“波兰的不真实性”或者“无视世界事务的波兰化传统”:在民族空想范围内的一种封闭,受限于国家阶层的世界观,并以此名义来排斥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个体和人道。
过去是个人,现在是统一模型的一个花样。
意识甚至在睡眠中改变原色。
我脸上的特征溶化,如腊人在火中。
而在镜前谁能对人类的一张脸表示赞同?
——米沃什《当河流越来越小》
所以米沃什会做出这样的预言:未来的关键与其说在于各国客观的地理位置,不如说在于个人主观的心理定位、在于他们保卫自己良知完整性和唤醒自身对世界的责任感的能力。
这一点很关键。我们可以试图从中发现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米沃什超越“民族”概念、超越不同政见思想的现实意义——这同样也是帕托什卡、哈维尔、毕波等东欧思想家的现实意义——自柏林墙倒塌之后,许许多多关于欧洲的反思应运而生。一股反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者的势力的兴起督促着人们在两大对立阵营中做出选择。
在经历了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双重蹂躏的东欧,思想家们决定自行开辟一条有别于以上的,没有轮番上阵、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的新道路。当代东欧文学中占主导性的表达方式之一,就是对极权统治促使个人抹去个性,屈服于环境影响的社会进程带来的威胁的高度敏感。在米沃什看来,当务之急是思考人类的背叛天性或者保护天性,思考这种轮番将相同的天堂和相异的地狱、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属性进行对立的表象——米沃什的思想主题一直围绕这一点:作为抽象机制或机器的国家组织与作为脆弱个体的人之间的悲剧性关系或二者表现于二十世纪的冲突。无论是西方世界的两次大战还是东方极权主义政权,都表现为国家组织对个人的毁灭性灾难与伤害。国家组织利用技术以及人的计算理性为自己服务,因此他反对或质疑脱离了道德价值的技术理性与计算思维:仍然这是太大的一个责任∶将灵魂
从注意蜂鸟、椅子与星辰的主意,这种生活的地方诱回。
将他们监禁在非此即彼之内∶男性,女性,
于是他们在分娩的血中醒来,哭泣。
——米沃什《宣判》
于是,米沃什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邀请我们进行一场关于浸淫人道主义文化的启蒙之旅:对荒谬秩序的抵制,对向科学制造的恐怖屈膝的拒绝,对被救赎的人性的信仰,反对因理性而骄傲的逻辑,反对一种奇迹——人无所不能、任何东西都不能把人压垮——的信仰。米沃什解释说:“无论如何,我的信仰始终如此: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只有通过在这个或那个个人身上选取的善的种子的积聚才能延续。”
“幸存者”的良心与责任
1951年,米沃什在巴黎悲哀地发现,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所有小国刚刚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但在西欧,这个悲剧几乎不被人所关注。一种想让欧洲人更好地了解欧洲的欲望驱使他于1964年出版了《另一个欧洲》:国土被侵占,人民遭受到血腥屠杀,知识分子被迫流亡……这些就是另一个欧洲的共同命运和真相。他在文章中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心’。”
不同于布罗茨基成了一个“英语作家”,米兰?昆德拉用法语写作,米沃什始终坚持用波兰语写作。对他来说,逃离自己的国家所产生的负罪感只能用坚持说母语来赎罪:“说波兰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死者交谈……我对波兰语的执著仅仅出于作为幸存者的罪疚感。”如同在《特别备忘》中的解释,他经常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全靠奇迹。但这些奇迹在他眼里,并没能让他内心安乐多点:为什么是我活下来?而不是另一个?
还有更多的疑问:为什么在一个天才辈出、频登高峰的世纪里,会有如此的生灵涂炭,会有种族清洗,会有上千座屠宰场一样的集中营?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竟会发生两场如此世界性的战争?为什么那么多受过教育的民众居然没有反抗,甚至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种违背所有人道主义传统的暴行?而对于那些对真相和苦难视而不见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沉迷于物欲和情欲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迷恋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性变化的知识分子,其应该承担的唤醒民众个体意识的责任和使命、对历史的沉思精神、对人性缺失的灵魂忧虑又在哪里?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米沃什《使命》
在米沃什看来,诗人的使命在于要同时做到描写每个细节并从现实中拔高。“看见”并不仅仅意味着看见眼前的东西,它还意味着将这些东西存入记忆,并使其在想象中重现——使每一件事、每一个日期都能“为了人性堕落与伟大的永恒呼唤而持续存在”。米沃什接着说:“活着的这些人永远受着那些死者的委托。他们只有努力重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过往从神话和传奇的色彩中拉出来,才算偿清了这笔债。因此,从高处看永远处于‘现在’的这片土地和在重新寻回的旧日时光中再现的这片土地,以相同的分量构成了诗作的素材。”
正如他离国之前说的:
我不想这样去爱,
那不是我的意愿。
我不想这样怜悯,
那不是我的意愿。
我的笔比一只
蜂鸟的羽毛更轻,这重负
超出了它的承受
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
我听到声音,看到微笑,我什么
也不能写;五根手指
抓住我的笔,命令我去写
他们活着或死去的故事
使我生来就成了
一个例行的哀悼者
——米沃什《在华沙》
虽然艺术被赋予了以保持原始真相这样一种方式来拥抱现实的权力,但保持这样的步调意味着要离开现实一段距离,意味着超越于现实之上。在特殊时期,这可能被指责为一种道德背叛——米沃什的《菲奥里广场》就曾被形容为“不道德的”:因为他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谈论死亡——对暴行停留在眼睛的观察和语言的表述是不够道德的——他应该做出更好的举动,以使这些景象和词句永远消亡。那么,怎么避免这种矛盾呢?
词典,米沃什用这个词作为自传的书名,流露出了把世界纳入自己的语言谱系的野心——一个诗人,一个语言学家的野心——就是用语言和文字描绘真实的世界:“我还是决定从事写作”——他在这本自传中说道:在童年,我曾努力去了解一只鸟的名称和有关它的外表与习性,写作这种行当跟那种努力差不多。我曾着迷于一些咒语似的词语,仿佛一念就能使鸟出现。它们也使我时时想起我初次看见鸟的情形。我常常想起那只情形,成年以后依然如此,我知道跟事物本身比较起来语言是软弱的。当然,我认出了对自然的伤感而浪漫的想象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那种想象使我承受了极大的苦痛。不过,自然是美丽的,对此,你只能无所作为(《米沃什词典》)。
用语言和文字描绘真实的世界——米沃什与世界沟通的这种方式,在试图“拯救世界或人民”的努力过程中,成就了他的自我“救赎”:
不能拯救世界或人民的
诗是什么?
官方谎言的共谋,
喉头即将被割的酒鬼之歌,
大二女生的读物。
我要好诗而对它并无了解,
最近我发现它那有益的目的:
在这点,只在这点,我找到了救赎。
——米沃什《献辞》
2001年,米沃什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你如何在描写苦难的同时,又对罪恶表示认同?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是令人恐惧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似乎就是否定它。”在谈论自己诗歌的价值时,他说:“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每当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一团,聚集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
穿越历史到自然
1980年12月,米沃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致辞中,在提醒听众“毫无疑问,存在着两个欧洲”和“这使我们,第二欧洲的居民们,有机会深入20世纪的黑暗纵深处”后,米沃什强调,在任何方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同辈人都没有准备好正视这些事件。然而他在解释这场灾难时,从未假设处于癫狂野蛮状态下的欧洲会再犯一次错误。相反,他说了以下这段值得全文引用的话:“我们如同盲人一样随意地前行,四面八方都是各种诱惑。在这个时代,甚至连理性本身都会招致诱惑。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要辨清现实和幻想不是那么容易。这种混乱几年前才出现在欧亚大陆西部的某个小半岛上,接着便飞速席卷了整个星球,存在于只有人类生命的空间里,在一种独特的信仰里——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曾经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要抵抗那些复杂多样的诱惑显得尤其艰难。那些诱惑来自堕落后退的思想,他们希望就如同征服大自然一般统治全人类。这最终导致了革命和战争的爆发,数百万人断送了性命,他们或者从肉体上、或者从精神上被消灭了。”
关于地球文明,我们将说些什么?
它是用浅蓝色玻璃铸成的鲜艳球体,
有一条保持卷曲和舒展的闪亮而清澈的细
线。
或者说它是一排旭日图案的宫殿巨大的门在苍穹急遽升起
它的后面走着一个没有面孔的怪物。
于是每天都在抽签,无论谁抽中
将作为祭品走过那里:老人,孩子,年轻
的少男和少女。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我们生
活在金羊毛里,
在一片虹的网里,在一片云茧中
悬挂在一棵银河树的枝干上。
而我们的网用符号织成,
作用于耳目的神秘符号,爱情的指环。
一种在内心回响的声音,塑造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轻快,颤动而婉转的语言。
我们根据什么才能编织成界限
在内与外,在光明与黑暗之间,
如果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我们温暖的呼吸,
以及唇膏,薄纱和棉布,
根据寂静得使世界死亡的心跳?
或许我们对地球文明无话可说。
因为没人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米沃什《消息》
米沃什还在另外一首诗《欧洲之子》中悲戚地感慨:我们的恶毒的智慧在这地球上无可伦比。他的难邻——另一个苦难的欧洲之子——捷克的伊万?克里玛同样陷入对这个问题的寻思:如果我们文化最珍贵的那些品质——充满活力与竞争精神,认为应该由人类来掌握世间万物以使其达到更臻完善的境界——如果这些品质反过来累及了自身呢?他建议道,现在也许是时候来重新考虑进步这个概念了,它曾被认为应当直线前进永无尽头,并认为“我们的潜能,资源与目标是无限的”;而我们还曾坚信我们能继续“发展,只有我们愿意,就没有任何障碍”,这种想法也该被修正了(《布拉格精神》)。跟米沃什一样,这种询问的意义并非为了引致对欧洲文化的否决抛弃,而是为了明晰“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界限”,从而在今天使人们愿意在某些时候妥协,由此使现代欧洲(及更广阔的地域)减缓自身的过度行为,从而能够,也必须避开本身的缺陷。这位布拉格作家解释道,要承认在智力领域存在着限制,就要求我们文化中的活力部分要有自我评估机制的存在,以压制住狂热。
伊万?克里玛因此坚持要唤回他的同胞卡雷尔?恰佩克的处事方式。恰佩克曾因知识界的颓败感到沮丧并打算为文化扮演的角色作定义。克里玛在1990年引用了恰佩克的一些建议,这段话在今天仍显得尤为紧迫:“至少知道一些闪耀过人性光辉的经历、道德标准、学识……不要丢掉立场,不要重新再跌回这一水平线下。是的。一言以蔽之,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就等于保护”,这位极权制的坚决批评者敢于前行,“文化应该首先表现在与到目前为止人类开展的活动的紧密性上,这个经验永不能忘……保卫也是一场战争,与为获得新地位而进行的出击一样重要。人类的精神如果只被用作冲锋这一唯一的任务,而没有获得保卫和加强战斗力的本领,那它就将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士兵。”(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
——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地跨海航行。
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
鸡的喉咙。
我得到什么,以我全部的痛苦和反抗?
——把握瞬间,即使一秒钟,当它优美的
外壳,
两只交叠的手掌,缓缓张开
你看到了什么?
一颗珍珠,一秒钟。
——在一瞬间,一颗珍珠里面,在那颗从
时间中解脱的星中,
你看到了什么,当变幻的风停歇?
——米沃什《没有意义的交谈》
“自然”一直是“欧洲精神”不屑一顾的,因为自然是没有历史的,自然是无尽循环与永恒轮回,是自生自灭,是“虚无”的,而近代欧洲精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起源与开端,进步,发展,直线时间,目的论,末世论等等。历史主义只能在这样的参照系中才能理解和创造个人与社会生活。米沃什曾属于这一历史传统——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地跨海航行,然而他最终似乎愿意与这一历史及历史主义保持距离,愿意从这一历史的梦魇中醒来:醒来在清晨,在花园——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也在忍冬花与蜂鸟旁,直起腰来,看见点点帆船和蔚蓝的大海。
对米沃什来说,自然之物依然是不明朗的、包含多重意义的存在,一个人可以只注意花园、忍冬花与蜂鸟,以此忘却并避免面对真实的历史境遇;但也能够通过对他的未来——一座花园的注视获得一个新的灵魂,一个非计算性思维、超越了工具理性的灵魂的觉醒,就像本文开始所引用的《礼物》所表达的。据此我们发现,米沃什并不反对进一步启蒙,不反对理性本身,相反,米沃什坚持认为,需要为20世纪那些不幸负上全部责任的不是理性,而是“不够合理的”理性。他写道,是与我们天赋的理性,即“对道德标准的感恩与依恋”切割开来的理性,而两者本应该不可分离。对于米沃什来说,历史的悲剧,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于不断演变的社会促进现代人把理性看作类似于来自超我的恳求,人们最终迷醉在自己的幻想中,如此这般自掘坟墓。换言之,米沃什明白,与客观性及普遍性相对的,不是所谓的肮脏的世界,意识的主观性不是情感,不是个人的信念,也不是顾虑踌躇,简言之,不是他同样称之为“混乱的人性”的东西。相反,意识才是唯一能使理性在合理适当的土壤上重新扎根的东西。一旦理性试图摆脱人类的经历与意识,那就同样也脱离了和世界全部责任有关的境域。所以,米沃什反对的是启蒙的狭隘化与理性的固化。因此他援引欧洲另外一个思想传统,即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中的个性化、个人性的思想,将之用来更新理性主义,充实理性的含义。虽然“民族国家”也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成就之一,毕竟浪漫主义更为关心个人的命运与个性的世界,同时也把自然视为个性的表现形式和意义的可能领域——这也是米沃什思想的根本:不放弃浪漫主义思想与文学话语所寻求的个性,也不放弃启蒙理性与普遍主义原则,二者都关系到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地球,天空和海洋,满载货物的船只,
洒满露珠的春天黎明和遥远的公国。
在充满宁静光辉的奇异陈列中
我观看却并不渴望,因为我已得到了满足。
——米沃什《没有意义的交谈》
这不正是浪漫主义诗歌一直颂扬的主题与事物吗?这些东西隐秘地存在于他的思想中,成为对狭隘化的历史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一种批判。此刻,他不再属于念念不忘的历史,而属于自然。自然作为“礼物”与馈赠被他在清晨的花园里发现了。“故我”是历史的,“今我”已经穿越了历史它并且以“忘却”充满羞辱的历史抵达了自然:清晨的花园是忘却,是原谅,是从历史中醒来。但故我与今我同为一人,从历史抵达自然,这是米沃什,他在自然中没有放弃非控制性的主体位置,(而工具理性与计算理性所要确立的是一个对自然拥有控制性与支配性的主体),他观赏着周围的一切事物,从中享受着现在,此刻,他不是与蝴蝶相互迷幻的庄周。
